（3）政变后被参革职。宝箴在湖南厉行变法，成效卓著，又兼在“百日维新”期间条陈新政，保荐人才，政变后遭弹官参劾，其中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掌陕西道监察御史黄均隆摺”最为严厉，该摺云：“陈宝箴开时务学堂，黄遵宪援引梁启超等为教习。著为学约界说诸篇，大抵皆非圣无法之言，湘人惑之。……此皆由陈宝箴听信其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及学政江标、徐仁铸，庇护康梁所致。”〔28〕又谓：“陈宝箴信任梁启超、黄遵宪、熊希龄等。在湖南创立时务学堂、声学会、保卫局，伤风败俗，流毒地方，屡保康有为、杨锐、刘光第等，其称康有为至有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等语。旋闻前数日内，又电保谭嗣同等，今逆党已明正典刑，陈宝箴应如何惩治之处，出自圣裁。”〔29〕结果，光绪于同日谕内阁：“湖南巡抚陈宝箴，以封疆大吏，滥保匪人，实属有负委任。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著一并革职。”〔30〕次日，张之洞《致长沙陈抚台俞藩台李臬台电）云：“总署来电、奉旨湖南省城新设南学会、保卫局等名目，迹近植党，应即一并裁撤。”〔31〕至此，陈宝箴、黄遵宪等苦心经营的湖南新政宣告夭折，湘中维新官吏，遭一网打尽。
    黄遵宪因助行湖南新政，成绩彰著，博得维新派及朝野支持变法人士的高度评价。汪大燮称他为引导湖南开化的良师。〔32〕皮锡瑞赞扬他为“槃槃大才”，“公在湖南，为国为民，殚忠竭智……古之遗爱，非公而谁。”〔33〕徐致靖向光绪鼎力保荐，说黄遵宪“于各国政治之本原，无不穷究。器识远大，办事精细，其所言必求可行，其所行必求有效。近在湖南办理时务学堂、课吏馆、保卫局等事，规模宏远，成效已著。”〔34〕徐的评价，说明黄遵宪是一位注重实践的政治家，同时也指出新政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黄的“地方自治”理论与实践。
    由于新派人士的推崇和朝中大臣的保荐，〔35〕黄遵宪得到光绪皇帝的重用。特别是光绪帝读了他的《日本国志》后，深受启发，认识到从前洋务派“徒练兵制械，不足以图强，治国之道，宜重根本。”〔36〕于是接受了黄遵宪《日本国志》所述仿效日本以改制的变法主张。不久，黄遵宪被授予出使日本大臣。随着变法形势的急转直下，光绪打算召黄遵宪入军机，改派熊希龄，〔37〕并且下三道诏令敦促，“有无论行抵何处，著张之洞、陈宝箴传令，攒程迅速来京。”〔38〕由此可见光绪急于起用黄遵宪的迫切心情。
    然而，黄遵宪此时病滞上海，未能就道。八月初六日政变事发，黄遵宪亦受到顽固派的参劾。黄均隆参他与康、梁“常时密电往来，暗通消息，结党最深”。〔39〕又说，“黄遵宪、熊希龄……与康有为、梁启超等，朋比为奸……，至其欲立民主。每谓中国之弱，由于纲常名教，拘牵束缚，使人无自主之权，若非废弃一切，不能转弱为强。此等狂悖议论，康有为倡于两广，黄遵宪、梁启超等倡于湖南。”〔40〕因此叫嚷要将黄遵宪拿问治罪，以杜后患。在日本的干预下，清廷最后将黄遵宪革职放归故里。这位一生“志在变法、在民权”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家，光绪皇帝期望着的中国伊藤博文，从此退出政坛。
    结语
    有人在总结戊戌维新运动的成败得失时指出：戊戌维新运动，在湖南成功，在北京失败。在湖南所以成功，因陈宝箴、公度等，都是政治家，资望才学。为旧派所钦重。凡所措施，有条不紊，成效卓著。反对者虽叫嚣咒骂，而事实具在，不容抹杀。在北京所以失败，因康有为、梁任公等，都是言论家，资望不足，口出大言，而无实际，轻举妄动，弱点毕呈。〔41〕质言之，前者代表渐进稳健的改革路线，后者代表激进冒险的改革路线，两条路线的成败得失及其对百年中国的影响，的确值得我们作深刻的反省。
    注释：
    〔1〕〔27〕陈寅恪（戊戌变法与先祖先君之关系》，载《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718、7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2〕〔4〕〔5〕〔14〕见《黄遵宪致梁启超书》第33号，载《中国哲学》第八辑，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
    〔3〕《湘报》第七号。
    〔6〕〔9〕〔10〕〔16〕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湖南广东情形”。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
    〔7〕如（黄公度廉访会筹课吏馆详文》中指出：“时事当需才之秋，朝廷已深知不学无术之弊，若统全省官吏而课之，推科举之变格，宏课吏之规模，教于未用之先，询以方用之事。察吏之外，兼以所学之浅深，课其政之殿最。”（见《湘报》第十一号）
    〔8〕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下简称《日记》，丁酉十二月十三日。
    〔11〕〔12〕〔13〕《黄公度廉访南学会第一二次讲义》，载《湘报》第五号。
    〔15〕〔26〕陈三立《巡抚先府君行状》，载《散原精舍文集》卷五。台湾，中华书局，1961年
    〔17〕左舜生《中国近代史四讲》第120页，台湾友联出版社，1977年。
    〔18〕〔19〕〔20〕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六，卷一，卷二，故宫博物院藏本。
    〔21〕曾廉《应诏上封事），见《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92页。
    〔22〕《翁同稣日记》，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511页。
    〔23〕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各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见《戊戌变法》第二册，第430-431页。
    〔24〕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载《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3期。
    〔25〕〔28〕〔29〕〔39〕〔40〕《戊戌变法档案史料》第160-163、472-473、472-4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30〕〔31〕《戊戌变法）第二册，第106、615页。
    〔32〕汪大燮《致汪康年书》第八十三通云：“公度得湘盐，湘人气运总迥出十八省之上，一旦开化，竞得良师导之，真可羡也。”（《汪康年师友手札》第一册，第765页）
    〔33〕皮锡瑞《日记》戊戌五月初三日。
    〔34〕徐致靖《保荐人才摺》，见《戊戌变法》第二册，第336页。
    〔35〕据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及公度《已亥杂诗》“御屏丹笔记名新”诗自注，知公度被疆臣朝官举荐共计14次。
    〔36〕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见（戊戌变法》第一册，第464页。
    〔37〕关于这点，最初见于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三十日的《国闻报》：“兹接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有人专折奏报黄京堂留京办事，盖以黄公度学兼中西，为今日中国进化党领袖，若令其留京办事，必于新政大有裨益。”所谓“专折奏报”，似应为康有为拟，由宋芝栋（伯鲁上奏之折。据《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七月条云：“于时复生、暾谷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而四卿亟亟欲举新政，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故仪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草折令宋芝栋上之，举黄公度、卓如二人。”康氏欲以制度局取代军机，故拟托宋伯鲁奏举黄遵宪、梁启超为总裁，以议制度。因而有黄遵宪“留京人枢译之说”。如八月初三日张之洞《致京钱念劬》函云：“闻黄有留京入枢译之说，故托病辞。使如黄不去，或云拟熊希龄确否？”（见《戊戌变法》第二册，第614页）另据皮锡瑞《日记》戊戌年八月初七日记云：“闻小宜言，熊秉三出使日本，黄公度入军机，恐未必确。”八月十一日记又云：“公度入军机，秉三使东洋，有此说。”可见公度入军机和熊秉三使日本之事并非无稽之谈。
    〔38〕《人境庐诗草》卷九《己廖杂诗》，“三诏严催倍通驰”知注。
    〔41〕参见正先《黄公度--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另，王德昭亦曾指出：“康、梁和杨、刘、谭、林诸人，于当时政局究属新进，不如遵宪虽亦属维新人物，然为皇帝所特知，而又资望阅历足以臂大拜之故。”（见《黄遵宪与梁启超》，载《晚清思想》，时报文化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