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清政府用人不当。
    翻开中国历史，我们可以知道，一个王朝的强盛与兴衰固然有其内部与外部的因素，但与最高统治者在用人方面能否知人善任，用人得当有着极大关系。例如：中俄《伊犁条约》和《北京条约》同为丧权辱国之不平等条约。但后约是在清朝内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外有英法联军逼进北京的交困背景下屈从的。而前约则是在清朝“同光中兴，国力复振”时期签订的，当时背景正如左宗棠所言，“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23，第43页。）究其谈判失败，丧权辱国之原因，首在清朝外交用人不当，将折冲樽俎之重任付之庸懦之崇厚，并给予他“便宜行事”（注：王彦威等辑：《清季外交史料》卷13，第28页。）的权力，致使崇厚公然违抗清政府的多次训命，擅自签约，铸成大错。至清朝二次派出之曾纪泽，为近代之杰出外交人才，但前次崇厚所许范围过大，俄国视崇厚所许为已得权益。曾纪泽全力以争，以增加赔款为代价，才争回特克斯河流域二万多平方公里领土。设使清朝将“索回伊犁交涉之重任，初不委诸头脑昏庸轻率赴事之崇厚，而授之纪泽，则所获当不止此也。”（注：《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204页。）
    还有清朝勘界大臣沙克都林扎布等愚昧无知，任敌摆布，终至1882年《中俄喀什噶尔界约》签订，把中俄边界线南移到博斯塔格山上，把流入塔里木河的阿克苏河东源扎纳尔特河上游都割入俄境。沙克都林扎布及其儿女亲家，参与南疆分界事务的哈密帮办大臣长顺等满族大员（注：《读碑传集》卷五三《太子少保吉林将军郭博罗公神道碑》。）都是畏俄如虎，对沙俄侵略者违约多占我国领土的阴谋诡计，不敢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只求早日了结这个棘手的勘界之役。他们不认真履行勘界的职责，却对清政府进行欺骗和威胁，说什么沙俄“就我范围”，按图定界，争得某片领土，“有得无失”；“若不赶紧互换图约”，后果“殊难测度”；（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三六《哈密帮办大臣长顺奏勘分新疆南段界务折》。）他们还对要求据约力争，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反对沙俄约外多占的官员如刘锦棠、张曜等，不惜强词夺理地进行诬蔑，攻击和中伤。（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三七《哈密帮办大臣长顺奏中俄南路划界毫无舛错折》。）而刘锦棠、张曜等，由于没有亲到现场勘察，对边境地形和交涉情况都缺乏深入了解，所以既易受长顺和沙克都林扎布等的欺骗蒙蔽，也易被他们抓把柄、钻空子，致使自己主张的正确部分也不能坚持始终，无法改变沙俄违约割占中国领土的局面。（注：《清季外交史料》卷三一《新疆督办刘锦棠奏新疆南界乌什之贡古鲁克地方拟趁划分未定据约索还折》。）
    清朝政府有如此的督办外事的大臣，怎会不丧失国土！
    5.清政府对西部边疆政策的失误。
    乾隆统一新疆后，对新疆较为重视。采用军府制度进行管辖，保证了乾隆中叶以后新疆地区长达百年的和平安定与开发建设的蓬勃兴起。但是乾隆朝中期以后，新疆进入比较稳定状态，已经不是清朝统治者视野中注意的重点。道光中叶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步步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双重危机，更无暇顾及新疆的治理改革。早在嘉庆年间，放弃新疆的论调，已经开始出现。一些朝廷官吏和士大夫埋怨新疆“取之虽不劳，而守之或太费。”（注：魏源：《圣武纪》卷4。）鸦片战争后，放弃新疆的论调更是风靡，内地的封疆大吏这时对于新疆大都采取漠视态度，朝廷向新疆调兵筹饷的命令，他们不是公开表示反对，就是消极进行抵制，就连在新疆任职的官员中明确持放弃观点者也大有人在。同治五年七月，署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李云麟的奏疏中说：“西北之势，关内为本，关外为末。”“为今日新疆之计，当知弃取。我朝自乾隆中叶以前未尝有新疆，今国家元气未复，兵帑两亏，不思养兵息民，乃欲黩武争胜于暇荒之地，非经国之良谋，不如弃之。”（注：《平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137，第19—20页。）同末光初清政府内部还掀起了“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以直隶总督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官吏主张重“海防”，轻“塞防”。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日（1874年12月10日）的“筹议海防折”里，借口海防筹饷困难，向清政府提出停撤西北“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的建议，并要求清廷饬令西征部队“严守现有边界”，“不必急图进取”。并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孰重孰轻，必有能辨之者”。（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24，页18—19。）在李鸿章的鼓动和影响下，停止西征，放弃新疆的喧嚣声一时充斥于朝廷内外。光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认为“李鸿章之请罢西征为最上之策。”（注：《洋务运动》，第一册，116页。）其他如御史余上华，刑部左侍郎黄钰等也纷纷上疏请罢西征。（注：《防务档》光绪元年正月十一日余上华奏疏，光绪元年二月十五日黄钰奏疏。）这些论调对于清政府处理新疆事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幸而清政府还有左宗棠、王文韶、文祥等眼光远大，不甘屈辱的爱国大臣，他们极力主张收复新疆，军机大臣文祥在清廷最高层讨论新疆问题时，“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注：李云麟：《西陲事略》，卷上，“故相远谋”）文祥对清朝政府颇有影响力，因此，清廷才在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颁布谕旨，决定收复新疆。这场争论，对于新疆之命运关系至为重大，此后左宗棠得以全权准备和指挥收复新疆的战役，这的确是后人应当庆幸的。否则，新疆之属，很难预料。
    新疆虽未放弃，但是清政府统治新疆的指导方针开始由前一时期偏之以恩转向恩威并重，偏之以威，而且许多怀柔措施执行不力。清政府在平定西北过程中，虽然采取了安抚措施，但是清王朝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总代表，出于其阶级本性，必然推行民族压迫歧视政策。乾隆对准噶尔部的用兵，就是本着：“必须悉行歼灭，不得更留余孽”（注：《清高宗实录》，卷523。）的血腥屠杀方针。尤其在战争后期杀害了不少受裹胁、受欺骗的无辜群众，如平定阿睦尔撒纳后期，清朝又命兆惠等对零星的反抗继续进行“清剿”，其驻守巴里坤的都统雅尔哈善也误杀了新封的和硕特之沙克都尔曼济汗等等，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和影响。准噶尔部人口减少，无力抗击沙俄入侵，不能不说与此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1877年左宗棠西征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天山南北，新疆各族人民取得了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但是，乾隆以来百余年的经营成果被摧残丧失殆尽，人口死亡失散严重。据英人斯凱勒记载，乌鲁木齐“共约有十三万满族人和汉族人被杀。”（注：斯凯勒《土耳其斯坦》第二卷，第19页，伦敦，1876年版。）伊犁各城人民离散逃亡，伊犁人口遭到沙俄劫掠。“胁迁而去者十之六，七。”（注：《新疆图志》交涉志，第1页。）几经战乱，大批劳动者流徙散亡，无衣无食，给战后的经济恢复，造成了巨大的困难。再加上清前期对新疆地区的封禁政策（禁止民人在近边地区垦种），造成边疆地带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官兵难以驻守，兵员物资难以为继，从而导致边防空虚。咸丰时沙俄两度侵犯“皆因无兵以为之备，无民以为之防”。（注：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近代以后，帝国主义列强所以能够在我国边疆长趋直入，侵疆越界，蚕食领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边疆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交通不便，再加上一些地区没有专门用于捍卫边疆的军队，更使侵略者有恃无恐，横行霸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