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后期从嘉庆道光以后，国防日渐松弛，在边疆的各项政策也逐渐废弛。清代从康熙末就开始在新疆实行屯田。但是到了1871年沙俄派军入侵伊犁地区，进行长达10年之久的殖民统治，软弱的清王朝便听任经营百年之久的伊犁屯田消亡了。清朝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浩大的赔款，军费和腐朽的统治以及镇压国内各族人民的反抗，加紧对各族人民进行压榨剥削。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各级军政官员，腐化堕落，贪污成风。对少数民族巧立名目，需索无厌，大小衙门的一切费用及各项匠役、工价、衣食差使等，都由伯克转嫁于人民。（注：《平定回疆剿擒逆裔方略》卷六十八，魏源《圣武记》，卷四。）人民的负担日益加重。1814年，伊犁将军松筠就曾向清政府报告说：“吐鲁番回众，交粮当差，颇觉苦累，必须量为调剂。”清政府不但不体恤民情，还在处理民族问题上，实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压迫政策，特别极端歧视回族人民，动辄就辱骂！“回民犬羊之性，知威而不知德。”（注：《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卷一七三，第9页。）主张采取镇压手段，消灭伊斯兰教。还利用汉回人民不同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惯，通过汉族官吏离间汉回人民的关系，施行“护汉抑回”，“以汉制回”的政策，制造汉回人民之间的矛盾，使汉回隔阂日益加深，许多地方的汉回人民械斗不止，甚至不断扩大事态，造成新疆混乱。由于阶级压迫与民族压迫的加重，西疆少数民族劳动人民“迫于饥寒，以致离散”（注：《康熙政要》卷22，《论安边》）的现象到处可见。新疆各族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1864年，新疆回民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掀起了大规模的反清斗争。不幸这些武装起义一开始就被反动的封建主窃夺了领导权，他们有的企图实行分裂祖国的封建割据，如妥明；有的甚至进行通敌叛国的罪恶活动；如南疆的喀什噶尔的封建主金相印，为了攻取汉城（疏勒），竟不惜向中亚浩罕汗国请求援助，浩罕统治者乘机派部将阿古柏侵入我国新疆南部。（注：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27页。）阿古柏还公然建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割占了中国大片领土。新疆变乱，也给沙俄等侵略者以可乘之机，沙俄趁乱侵入我国领土，胁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清政府因为内忧外患，为保全其统治，只有妥协退让，致使西部边疆大大变迁。
    三、俄国势力还直接从军事、经济、民族关系、宗教等
    方面插手西部边疆，以造成有利于其更进一步侵略之势。
    沙俄通过军事行动直接占领我国领土，或用武力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造成既成事实，是其贯用的伎俩，除此以外，俄国还从经济、民族关系、宗教等方面插手新疆，力图造成新疆依附俄国，达到其更进一步侵略我国领土的目的。
    沙俄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如《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里瓦几亚条约》、《伊犁条约》等取得了在新疆的通商贸易特权。俄国在新疆许多城市设立领事、享有领事裁判权，进行免税贸易，建立贸易圈，贸易圈俨然“国中之国”。沙俄政府还发动商人积极进行经济渗透，进行典型的殖民掠夺贸易。肆无忌惮地向新疆倾销商品，掠夺资源，通过压低收购价格，抬高销售价格的方法，大肆攫取高额利润，沙俄对新疆的贸易额急遽增加。沙俄还在伊犁、塔城、喀什噶尔等处设立华俄道胜银行分行，紧密配合其商业扩张活动，办理借贷、存款、汇兑等业务，并非法发行大量纸币，破坏当地的金融市场，使新疆地区的金融危机日趋严重。此外还非法侵入中国领土，进行大规模的农、牧业殖民。沙俄政府无视中国的主权，驱使大批中亚农、牧民进入伊犁、塔城、阿勒泰和天山北麓等地区放牧，开垦，这些移民蜂涌而来“得平原则业农，遇山谷则营牧，散在天山北路各处者，数达几百十万，莫能确查，概自立村堡，举长约治，彼等若不知居为何国地，疆吏亦若忘此属何国人。”（注：苏莘《论边疆边防》，见《地学杂志》1913年第六期。），致使新疆统治混乱，伊犁、塔城等地，在沙俄眼中，俨然为沙俄的殖民地。
    沙俄侵略者还阴险地挑拨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妄图挑起民族纠纷，借此将新疆一块块地从中国分裂出去。1905年，新疆巡抚潘效苏，伊犁将军马亮曾急电清政府外务部，报告“有俄兵约三百名，由伊犁侵入新疆迪化府西北三百四十里之绥来县，与居留其地之俄国人互相声援，迫令回教土民起事”。（注：《理论退兵》见《日俄战纪》第二五期，转引自《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第473页。）新疆地方官吏要求沙俄侵略者从速撤退，俄军竟置之不理，类似事件，在新疆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沙俄还不断派遣人员到我国境内进行所谓科学考察，即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沙俄总参谋部军官奥勃鲁切夫率领的“探险队”，和以奥登堡为首的“考察队”在1905年至1911年间，长时间周旋于伊犁，吐鲁番、喀什噶尔、库车一带，名为探险、勘察，实际上到处刺探各种情报，是沙俄侵略活动的先遣队。他们还积极进行宗教和文化渗透，诸如建筑寺院，派遣阿訇，收买留学生和散发宗教宣传品等，意图拉拢新疆少数民族，使其侵略更加顺利。1910年11月，清政府御史陈善同的奏折论及新疆形势时，写道：“俄国商民至该处者，日益增多，意萌窥伺。其侦探队潜踪四布，蓄谋叵测，万里岩疆，岌岌乎有朝不保夕之惧。”（注：《宣统政纪》，卷二八，第四页。）
    诸多因素造成了西疆之变迁，虽已成为历史，但历史留给我们的沉痛教训不应忘记。我们应该在历史的惩罚面前反思，在反思中奋起，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发展边疆，使边疆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