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梁启超系统表述开明专制思想是在1906年，而实际上这种思想早在戊戌变法前就已初现端倪了。
    1896年11月5日，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古议院考》一文中说：“问今日欲强中国，宜莫亟于复议院？曰：未也。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9〕显然，此时的梁启超认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开议院是君主立宪制的中心内容）还是遥远的事。
    事实上，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推行“开明专制”的第一次实践。在“百日维新”的103天中，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意见颁布上谕多达二三百件，以推行新政。新政的内容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除旧，主要是废八股取仕，废书院，裁绿营，撤销京内外一批闲衙门和冗官冗兵等；二是布新，主要是试策论，办学堂，设立农工商总局，设商会等，提倡实业，奖励新著作、新发明，翻译书报，准办学会，开报馆，广开言路等等。
    戊戌变法是一场典型的“开明专制”下的改革运动。综观戊戌变法的内容，没有任何超出“开明专制”的内容，在光绪帝的全部上谕中，没有一条对封建政权进行改革的条款，没有提出颁布资产阶级宪法、建立资产阶级的民权和民意机关国会和议院等，甚至君主立宪也只字未提。
    事实上，维新派在戊戌变法时期的直接目的不是君主立宪，而是开明专制。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进呈给光绪帝的《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一方面指出“日本所以能骤强之故……其本维何”曰：开制度局，重修会典，大改律例而已”〔11〕；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中国“民智未开”，还不能马上开议会，只能“以君权雷厉风行”，“乾纲独断”，并引日本为例说：“日本亦至二十余年始开议院。吾今于开国会，尚非其时也。”〔12〕“日本变法二十四年，而后宪法大成，民气大和，人士知学，上下情通。而后议院立，礼乐莘莘，其君亦日益尊，其国日益安，此日本变法已成之效也。”〔13〕
    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的思想和其师是一致的。实行开明专制是维新派的共同目标。
    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第一次“开明专制”实践是最幸运的一次，因为毕竟得到了最高统治者光绪皇帝的全力支持和配合，但不幸的是皇帝本身无兵无权，这就决定了这场变法的不幸结局。
    梁启超再次把开明专制的思想付诸实践，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段祺瑞当政时期。
    1912年2月11日，清帝宣布退位，随即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至此，梁启超拥戴清廷实行开明专制，进而实现君主立宪的希望破灭。
    为了实现素来的政治抱负，梁启超决定捐弃前嫌，与往日死敌袁世凯握手言和。
    在当时中国最大的两股势力中，梁启超不愿追随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愿意帮助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这并不是说梁启超对袁世凯更有好感，原因在于，第一，袁世凯有实力，开明专制只有以实力为后盾才能实行；第二，梁启超认为中国要建立完全意义上的民主共和国，还需要一段过渡时间。
    袁世凯登上临时大总统席位后的第10天，即1912年2月23日，梁启超给袁世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袁世凯的“丰功伟绩”大加称颂，并为袁世凯稳定统治出谋划策。
    他建议袁世凯大借外债，以渡过财政难关，建议袁世凯以清朝旧官僚集团为中坚，集合旧立宪派，拉拢革命派中的温和派，组织大党，通过竞争战胜革命派，以共和之名，行开明专制之实。他说：
    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大若相反，然在共和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也。旧革命派自今已往，当分为二。其纯属感情用事者，殆始终不能与我公合并，他日政府稍行整齐严肃之治，则议论纷起。政府所以对待彼者，不可威压之，威压之则反激，其焰亦大张；惟有利用健全之大党，使为公正之党争，彼自归于劣败，不足为梗也。〔14〕
    为了实现开明专制的目标，梁启超自觉地站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对立面。
    在1912年4月为共和建设讨论会起草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中，梁启超再次表述了开明专制的思想，并且比《开明专制论》更为具体。
    梁启超认为，中国与当时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较，还不具备“完全国家”的条件，中国要想把国民紧密结合起来，就必须实行“保育政策”，即国家干涉政策，因为中国国民的程度无论在政治上、生计上、种种设施、各个方面都有持国家的“督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