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政策”如何贯彻呢？当然要依靠建设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种政府的标志有二：一是就地方和中央的关系而论，中央赋权地方，并对地方实行监督，而不是相反；二是就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而论，行政人员应来源于立法机构并与其融为一体。为此，宪法中应规定：第一，不可效法美制限制中央集权。“惟有通力合作，酌盈剂虚，建设一健全之中央政府。俟此政府巩固之后，借其力以发达地方，庶几有济”。第二，不可各省自选都督，以免“寡人专制”和唐代藩镇之祸再现。第三，不可把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对立起来。第四，不可效颦美国立法与行政绝对分离之法，以免造成政治责任无所归和政府与国会各不相谋、私相交涉的恶果。第五，不可像现行制度那样，内阁总理须由立法部选举、阁员须经立法部一一承认，“专务以立法部掣肘行政部，干涉其用人之权”。总之，人民对于政府“宜委任之，不宜掣肘之；宜责成之，不宜猜忌之。”“必号令能行于全国，然后可以统筹大局，必政策能自由选择，然后可以评得失焉。必用人有全权，外部成一系统，然后观其效也。”〔15〕
    这篇讨论中国立国方针问题的大文章，其中心内涵是开明专制思想在共和制已经确立起来的形势下的重新表述。
    由于坚持开明专制的主张，坚信只有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经过实行开明专制之后才能建立真正的立宪民主政治，梁启超很不满革命党人对民权的鼓吹宣传。他说：“我国今日固俨然共和矣，民权之论，洋洋盈耳，诚不忧其夭阙，所患者甚嚣尘上，钝国权之作用，不获整齐于内竟胜于外耳。故在今日，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16〕他认为，“未经一度开明专制之国而骤语立宪，此如未列伍之卒谈兵，集不学操缦之人使之顾曲，势必步武零乱，节奏脱落，欲求其章，其道无由。”〔17〕
    在当时的形势下，中央政府在袁世凯手中，因而所谓“畸重国权”实质上就是加强中央政府首先是当权派袁世凯的权力；所谓“稍畸重国权主义以济民权主义之穷”，实际上有利于袁世凯的专制。
    以梁启超为领袖的进步党成立后，倾心拥戴袁世凯。在国会两院中，围绕着制定宪法、大借款、宋案、江西民政长事件等诸多问题，同国民党展开激烈的斗争。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进步党都站在袁世凯一边，不惜丧失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立场。
    二次革命爆发后，进步党公开指控李烈钧宣布独立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并两次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维持国家之计划，成为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的帮凶。该党广东支部长徐勤就说过：“平乱之功，固由赳赳者之奋勇者以致之，而鼓吹舆论，团结人心，以为武力后盾者，非他人，实吾党也。”〔18〕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而付出的代价。
    由于进步党积极支持镇压“二次革命”有“功”，袁世凯终于勉强同意让进步党出来组阁。于是组成了以熊希龄为总理，有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原立宪党人在内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启超列名司法总长。熊希龄内阁组成后，梁启超为了实施他的政见，替熊希龄起草了一份实施改造政治、发展经济的施政方针。梁启超在宣言书中踌躇满志提出了许多计划，诸如改良司法，改革财政，裁军为警，发展实业、交通，普及教育等等。颇体现了梁启超“想带着袁世凯上政治轨道，替国家做些事业”〔19〕的雄心壮志，也即开明专制的政治目标。
    但是双方不久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梁启超的这套施政纲领是只知搞专制独裁的袁世凯所根本不能容忍的；另一方面，梁启超拥护袁世凯也不是无条件的，他要求袁世凯实行的是开明专制，而不是野蛮专制，袁世凯超出这个界限，梁氏也是不能接受的。
    起初，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为了保持好不容易才从袁世凯那里分到的一点权力，不得不一再对袁世凯委曲求全。首先是接受袁世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谬见，在宪法会议上议决“大总统选举法”，并依这个“法”于1913年10月6日选举袁世凯为“首任大总统”。接着，熊希龄又以国务总理的名义，在袁世凯解散国民党、追缴该党议员证书的命令上副署。但袁世凯并不以此为满足，1914年1月10日又下令解散了国会，从而为专制独裁扫清了一切障碍，熊希龄居然又副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最后，袁世凯干脆以“热河盗宝案”迫使熊希龄于1914年2月12日辞去国务总理。事已至此，梁启超与袁世凯再合作下去已无意义，便以“一介书生，未谙从政”为由，坚决辞去了司法总长一职。
    在司法总长任上，梁启超曾全力以赴致力于司法改革，以求实现司法独立，但由于袁世凯的破坏和来自各方面的旧势力的阻挠，最终一事无成。
    这样，梁启超通过拥戴袁世凯实行开明专制把中国引向宪政轨道的希望破灭了。不久，袁世凯帝制自为，梁启超坚决地发表了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率先揭起了“护国”大旗。但此时梁启超并末从“开明专制”的迷梦中醒来，只是放弃了同袁世凯的合作。
    梁启超第三次致力于开明专制是在袁世凯死后，这次选择的依靠对象是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
    扩国战争之初，梁启超一心希望弟子蔡锷能将西南各省统一起来，为进步党打下一块地盘，实施自己的政治抱负。由于种种原因，蔡锷未能做到。不久，袁世凯死去，南北议和。梁启超衡量各派势力，选择了其中的“最强者”段祺瑞为合作对象。
    以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由进步党转化而来）成了段祺瑞的御用党。在修改宪法，对德宣战等问题上，研究系均竭力拥护段祺瑞。
    作为回报，段祺瑞于1917年7月任命梁启超为财政总长。这一职务是他十数年来梦寐以求的位置。梁启超为此踌躇满志，欲大展鸿图。在接到任职命令的第3天，即1917年的7月17日，梁启超便致电代总统冯国璋 ，宣布就职。与此同时又通电各省督军省长，自称“自顾铨才，惭膺艰巨，国基再奠，筹济悠资，伏盼中外一心、共支危厦，尽言匡诲，时贲良规，俾启超得以罄知效忠，借纾国计。”〔20〕
    梁启超7月30日在研究系的一次大会上讲，他和研究系同仁采取“入阁主义”，旨在“树政党政治模范，实现吾辈政策，故为国家计，为团体计，不得不牺牲个人，冒险奋斗，允宜引他党于轨道，不可摧残演成一党专制恶果。”〔21〕显然，梁启超企图通过研究系的入阁参政，引导与改造段祺瑞，实行一系列开明的政策，把中国政治逐步引向资产阶级宪政轨道。这和当年同袁世凯携手合作的宗旨毫无二致。
    上台之后，梁启超制定了银行条例，并打算借缓付的庚子赔款和设法从日本借到的币制借款彻底改革币制。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惊醒了他的好梦。
    作为北洋军阀的头子之一，封建专制势力代表人物的段祺瑞，关心的不是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而是醉心于扩张自己的霸权，醉心于武力统一。段祺瑞丝毫不顾北洋政府债台高筑，拼命扩军备战，追加军费，弄得梁启超弹精竭虑，无法应付，先是币制改革的计划忍痛放弃，接着欲求收支平衡而不可得，失望之余，便向代总统冯国璋 递了辞呈。从此结束了致力于“开明专制”的活动，也结束了政坛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