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既然开明专制有其诸多的合理因素，开明专制理论关于民主渐进的观点也符合民主进程的客观规律，那么何以梁启超的几次苦心经营都惨遭失败了呢？这种失败是偶然的还是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应该说是必然的。在近代中国，“开明专制”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一厢情愿。
    所谓开明专制，本质上仍是一种专制政体，既然是专制政体，就意味着统治者手中掌握着最高权力，没有另外一种权力来制约他。“开明”与否，仅仅决定于权力本身，而没有一种外在的保证。也就是说，欲通过开明专制走向民主，就得把民主的希望寄托在个别强有力的人物身上。在近代中国，这种强有力的人物不能不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他们又恰恰是民主革命的对象，而不是动力。
    民主和专制是对立的。一方面要否定封建专制统治，争取民主；方面又向封建专制者本身乞求这种民主，这就是“开明专制”思想的实质。这种社会理想本身包含了一对无法克服的矛盾，这种矛盾注定了开明专制理想必然破灭的结局。
    梁启超把实现“开明专制”的希望寄托在人民对政府的“劝告”上。他声称，“政府之肯开明与不肯开明，虽属个别问题，而劝告之以开明，则凡有言责者所应履行之义务，无可疑也”。他还说：“今当外患日侵间不容发之际，而我尚未能建设新政府，一国生命财产犹托于现政府之手。现政府而改良一分，则吾受一分之利；现政府而加劣一分，则吾受一分之害”，所以，“劝告现政府之开明专制，实今日独一无二之法门也”。〔22〕除了“劝告”之外，并无他法，表现得极其软弱。
    事实上，对于依靠个别强有力人物的权威，依靠专制者本身去实现民主是靠不住的，对于这一点，梁启超也并非没有认识。
    在《开明专制论》中梁启超就说过：“专制者，虽有极良之形式，一旦破坏则被制者无如何；虽有极不良之形式，继续保守之，则被治者无如何也。”〔23〕总之，是靠不住的。
    从他对革命派的批评中就看得更清楚了：
    彼首难革命者，其果能有如此优美高尚之人格、汲汲于民事乎？若非其人，则一切成反对之结果矣。”即使革命领导人高风亮节，“然事非一人所能集也，必有佐命者，佐命者皆能有此优美高尚之人格乎？皆能以此人之心为心乎？吾见其百千人而不能得一也。
    可见梁启超对依靠人治实现民主走不通这一点还是有所认识的。辛亥革命后民国新贵的纷纷堕落从客观上说明了这一点。只是轮到他自己鼓吹“开明专制”时，就忘了这些。
    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是在晚年。梁启超晚年总结自己政治生涯的教训时说：“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借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个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作坏事，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25〕
    梁启超其实还没有看到更深的原因：在封建经济基础没有触动，旧的统治秩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任何个人要在社会上成为强有力的人物，建立自己的个人权威，他只有一条路可走--成为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表。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即使统治者个人愿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人物，也是不可能的。他这样做只能得到一个结果：失去其本来拥有的权威和拥护者。光绪帝就是这样一个结局。从这里我们也可以解释日后蒋介石的叛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梁启超不能或不愿正视这个严酷的现实而沉迷于一厢情愿的开明专制呢？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从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中找原因。
    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双重压迫的夹缝中生长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力量极其弱小，带来了政治态度的极其软弱。他们没有信心，事实上也没有力量领导中国人民来摧毁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宪政，而只有一厢情愿地从封建统治者内部找盟友，企图通过统治者的“开明专制”来逐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开“民智”，逐步发展自己阶级的力量，逐步创造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切基础。
    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但资产阶级立宪派解决不了，就是革命派也解决不了。
    革命派最初过高地估计了自己阶级的力量，企图从封建专制一跃而实现美式民主共和。他们认为在世界民主政治的潮流中，“我们为志士的，总要选择地球上最文明的政治法律来救我们中国。”〔26〕并豪迈地提出，“民智未开，今以革命开之”。这种理想固然高尚，却依然脱离了中国国情。资产阶级革命派建立了共和国，却没有力量控制局面，结局是“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以革命来“开民智”的确起到了作用，但作用相当有限。
    如果说梁启超等人醉心于“开明专制”其结局是与虎谋皮，革命派革命的结果则可以说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了。
    耐人寻味的是孙中山先生晚年也从立即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空想中醒来，在《建国纲领》中明确规定了“训政”时期。“训政”的实质，也是开明专制。
    事实上，20年代胡适等人提出的“好人政府”主张，30年代丁文江、蒋廷等人提出的“新式独裁”主张，其精神实质与梁启超的开明专制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无法推测如果孙中山先生不死，将会施行怎样的“训政”，但蒋介石的所谓“训政”终于让人们领教了什么是“开明专制”。直到1948年伪“国大”召开，伪“宪法”颁布，中国的资产阶级才最后从“开明专制”的迷梦中醒来。
    历史证明，只有打碎封建的生产关系，建立并巩固起真正的民主政权，才有可能进行“开民智”和建立相应的民主设施。而这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都无法完成的。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无力对抗封建势力，不敢也不能发动劳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只靠做一些表面文章，是无论如何不能把中国引向民主化的，无论题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开明专制”思想，还是革命派的民主速成思想，其结局都是一样的。中国民主化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到了中国无产阶级肩上。
    梁启超等人认为民主是渐进的，不能一蹴而就，需要创造一系列条件的看法，是正确的，至今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仍有启迪作用。但企图靠封建统治者的力量来创造这些条件则是空想。
    注释：
    〔1〕〔2〕〔3〕〔4〕〔5〕〔6〕〔7〕〔23〕〔24〕《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七》，第22、23、34、28、50、77、82、20、54页。
    〔8〕〔22〕《答某报第四号对本报之驳论》、《新民丛报》第79期。
    〔9〕《梁启超选集》，第34页
    〔10〕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六日《国闻报》。
    〔11〕〔12〕〔13〕康有为《日本变政考》卷二、卷六、卷十二。
    〔14〕〔20〕《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17、830页
    〔15〕《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62页。
    〔16〕〔17〕《欧洲政治革进之原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43页、100页，
    〔18〕《时事新报》，1914年1月14日。
    〔19〕《国体战争躬历谈》、《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第88页。
    〔21〕《申报》，1917年7月30日。
    〔25〕《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59页。
    〔26〕《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