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不知道--因为“魔术”文件中几乎一点也没有提到1941年间后来的御前会议--日本领导人在9月6日、11月5日以及12月1日举行了会议。11月5日的会议上定下以11月25日作为美国接受日本要求的最后斯限；如果谈判失败，将要求天皇批准对美开战。12月1日，天皇同意日本进攻珍珠港。同时，罗斯福，按照他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的说法，“确实认为日本的策略是避免同我们冲突。”而的确在1941年秋看到的“魔术”文件的调子是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的。
    因此，12月7日对珍珠港的轰炸使总统及其顾问们感到吃惊。日本人是如此秘密地计划了这次偷袭以至事先很少人知道确切的战争计划。“魔术”翻译内容中对美国作为打击目标方面的沉默有助于日本最初依靠突然的因素而取得的成功。虽然日本未必故意地利用“魔术”装置以使在他们的攻击计划方面欺骗美国，然而美国官员们则因被“魔术”文件培育起来的虚假幻觉而误解了日本的意图。
    1941年春“魔术”装置的泄露加强了珍珠港悲剧前夕美国的误解。当然，最显著的困难是缺乏一个专门的机构以便在涉及其它国家外交政策的秘密情报问题上向总统、国务卿以及武装部队的领导人提供意见。已有的情报机构，从其忽视获取其它情报来源以补充“魔术”揭示的情况来看，以其未能持续地对零碎的“魔术”译件的可靠性和局限性进行估价来看，显示了在同罗斯福总统打交道时极差的判断能力。随着“魔术”的泄露，或者即使未曾泄露，美国应当考虑日本外务省是否会告诉其大使们更多的关于东京作出的重大决定。美国人对破译日本高级外交密码的兴高采烈明显地造成了对这样一种考虑的忽略。
    美国情报机关在“魔术”泄露后采取的措施，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力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是有害的。没有任何材料表明，罗斯福政府企图作出安排以保护美国传送给另一个政府的情报。对白宫安全措施感到不安（其安全措施的确是松弛的），情报机构从1941年5月至11月拒绝总统亲自和直接地接触“魔术”文件。不给总统这类情报妨碍了总统制定健全的外交政策决定，妨碍了总统了解日本对美国的看法和意图的实质。它帮助导致了送给近卫那封不必要的和使人心烦意乱的7月4日的信件。这桩事增加了在1941年夏天和秋天美日关系的恶化。
    美国情报机关的另一大错误是他们没有告知罗斯福关于日本外务省已明显地丧失了对其外交电码安全的信任，如8月7日的电文所泄露的那样。这样，当11月间重新送给总统“魔术”文件时，总统错误地相信他弄到的不是日本政府在1941年秋只需要世界其它国家相信的那种观点，而是秘密的外交政策决定的内部图景。
    尽管8月7日以后拦截的电文有着局限性，这些文件仍然构成了一种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它们提供了德国领导人和日本官员之间会谈的有用的情报。使罗斯福政策接触了来自东京的逐日的指示，并包括有一个1941年11月末的隐晦的警告，日本在计划敌对的行动。但是美国官员们对“魔术”期待的要比它能够拿出的为多。“魔术”没有事前给美国这样的警告：它的领土将是日本进攻的目标。它也没有提醒罗斯福政府日本计划好了的侵略时间和地点。正如“魔术”1941年泄露后发生的许多事件所表明的，“魔术”证明毕竟是不及魔术的。
    （译自《太平洋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