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各地的土地统计数字也包含大量的荒地。如延祐年间（1314-1320），政府拨给宁波地区官员的职田，其中就含有荒田。当时四明路有“职田标拨各官九十九顷三十九亩五分，（包括）各处旧有成熟田九十一顷八十六亩三分五厘，荒闲田七顷五十三亩一分五厘”（注：（元）延祐《四明志》卷一二《赋役考·田土》。）。又如镇江路下辖丹徒、丹阳、金坛三县“田、地、山、荡、塘、杂产，实计三万六千六百一十一顷二十七亩九分，杂产（指山冈、园、滩、白地、荒荡之类）一千一百六十四顷十亩七分四厘八毫”（注：（元）至顺《镇江志》卷五《田土》，见《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正因为各地的田土中都包括着大量的荒田、荒地，所以元政府在进行田土统计时，同样也把荒地与耕地加在一起计算，统称“官民荒熟田”。如仁宗延祐年间，元政府下令括田增税，当时全国田赋收入最多的三省田土数字为：河南省1 180 769顷，江西省474 693顷，江浙省995 081顷（注： 参见《元史》卷九三《食货志·经理》）。这种传统的计算方法，到了明初仍被沿袭，如洪武二十七年十月乙卯“应天府溧阳知县卢何生言：本县荒熟田计一万三千二百七十四顷，丁男七万四千六百余，若量力均种，则官不缺租，民有恒产。上敕户部议行之，户部言：若附近田地，令其量力均种，如僻远不便于民者，宜候生齿蕃息，以浙开耕，从之”（注：《太祖实录》卷二四二。）。从陕西的情况来看，“明初，土田三十一万五千顷有奇，而草场至十三万三千顷有奇”（注：《续文献通考》卷六。）。再如永乐元年五月，“北京行部言：顺天八府所属见在人口十八万九千三百有奇，未复业八万五千有奇，已开种田地六万三千二百四十三顷有奇，未开种十八万一千四百五十四顷有奇”（注：《成祖实录》卷一九下。）。以上材料都证明当时的田土数字中包含着大量的荒地。
    纵观历史，从唐末宋元以来，战乱屡作，北方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尤其是金、元王朝推行了一些野蛮破坏性政策，给农业带来了非常沉重的损失。直到明初，恶果完全暴露出来，全国出现了大量的荒地。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采取屯田、移民、永不起科等政策，奖励垦荒，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一现象在研究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史时，应特别注意。
    通过以上考察，对于宋元以来田土的概念就可以有较准确的认识。田土也可称土田，内容复杂，包括范围广泛。耕地在明代也有称为“地亩”的，一般人称为熟田，包括官田和民田。在研究明代经济史时，绝对不能把“田土”与耕地画等号，耕地只是“田土”中的一部分。如河南省的田土，《诸司职掌》数字为1 449 469.82顷，顺治《河南通志》卷一二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全省耕地为275 313顷；凤阳府的田土，《诸司职掌》记载为417 493.90顷，而成化《中都志·贡赋》却记载永乐十年全府耕地为53 077.54 顷；徽州府的田土，《诸司职掌》记载为35349.77顷，而弘治《徽州府志》卷二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全府耕地为24270顷。这些情况，都反映了耕地只是“田土”一部分的事实。由此可以肯定，洪武二十六年《诸司职掌》的850 余万顷这个数字应是全国的“田土”总数，其中包括已耕地和可耕的荒地。而《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四年的3 667 715顷与洪武二十四年的3 874 746顷，是指已耕地的面积。
    二、《诸司职掌》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土数字的来源
    洪武十三年（1380年），朱元璋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掌全国政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定”（注：《典故纪闻》卷五。）。最终集大权于皇帝一人之手，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更为完备。为了巩固这套制度，充分发挥其作用，朱元璋特别需要一部详述各机构内部职司、官佐、品序、职权范围的典志。《诸司职掌》一书遂应运而出。
    《诸司职掌》一书由翟善与翰林儒臣集体编纂，历时十余年，于洪武二十六年三月完成。翟善是直隶泰兴人，朱元璋对其十分信任。该书不仅记载全国田土的总额数字，也记载了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各布政司及直隶的田土数字：浙江517 051.51顷，山东724 035.62顷，湖广2 202175.75顷，山西418 642.48顷，河南 1 449 469.82顷，广东237 340.56顷，江西431 186.01顷，四川 112 032.56顷，北平582 499.51顷，福建146 259.69顷，陕西315 251.75顷，南直隶1 259 274.52顷，广西102 403.90顷。全国田土总计8 496 523顷。
    这些数据大致有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吏部保存的大量地方官朝觐时上交的事迹文册，这类卷册中有许多州县田土的原始统计数字。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为了掌握全国地理形势，曾采取各种办法。郑晓说：“先是，上令（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为书，凡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县八百八十七，安抚司三，长官司一。东至海，南至琼崖，西至临洮，北至北平。（洪武）六年，令州府绘上山川险易图。十六年，诏天下都司上卫所、城池、地理、山川、关津、亭堠、水陆道路、仓库。”（注：郑晓：《今言》卷一。）其中最重视的项目为户口与土地的数字，早在“洪武元年，令各处府州县官，以任内户口增，田野辟为上，所行事迹，从监察御史按察司考核明白，开坐实迹申闻，以凭黜陟”（注：《明会典》卷一二《吏部·考核一》。）。后来推行的户帖制度、黄册制度，对地方官来说，都是强调户口和土地的准确登记。对于基层临民的县令，诸如“征赋之浩繁，期会之急速，讼狱之纠纷，簿书之杂……又户口待之增，田野待之辟，学校待之兴……”（注：吴宗伯：《荣进集》卷四《送邓伯恭赴渭南令序》。）之类，始终是作为衡量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在日常工作中，明政府对县令的赏罚也极其严格。如洪武十五年谢肃在送绍兴府上虞县县令王子良朝觐记中说：“上以共治天下者，府州县于民最亲，故俾守令及佐贰，每岁终则更互朝觐，以所行之事及山川人物土产，具书奏闻。天子既览之，乃命所司以综核治状，视其赋役能平，户口能增，学校能兴，土田能垦，狱讼能决，奸盗能弭，即有以赏之，其不能者罚及之，则是守令奉其职不敢不具，天子责其实不得不严，凡以为安生民计也。”（注：谢肃：《密庵集》卷六《送邑大夫王侯朝觐记》。）由此可见，在县政之中，户口与田土成为头等大事，岁终地方官必须把这两件事列入政绩文册，以便朝觐，“进京奏交吏部”，文册列举功绩，必须真实，因为“国初朝觐，凡州县老人亦与焉”（注：《七修类稿》卷九《毛老人》。）。老人对地方官有监督权，可以直接上奏。洪武十八年的朝觐乃是明初规模最大、最隆重的一次朝见仪礼，皇帝提前下令，要求地方“正官绘制土地人民图本，如期至京”。洪武十七年六月戊辰，“诏天下诸司官吏来朝，明年正旦者各书其事功于册，仍绘土地人民图本来上”（注：《太祖实录》卷一六二。）。这次朝觐据洪武十八年正月“吏部言：天下布、按、府、州、县朝觐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注：《明史》卷七一《选举三》。）。如此兴师动众，朱元璋本人也感到浪费，遂于本年五月戊申，谕吏部曰：“外官一岁一朝，未免旷官滋费，自今定为三年一朝，著为令。”（注：《明会要》卷一二《诸司朝觐》。）总之，明初经过历次地方官的朝觐，吏部已积累大量功绩文册，尤其是洪武十八年的文册，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些文册记载了各地的具体户籍、土地数字，成为非常重要的历史资料。翰林儒臣编写《诸司职掌》中的田土数字，不可能不参考这样重要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