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县政研究的新视角柏桦在《从〈令梅治状〉看康熙年间的县政》（《史学集刊》1997年第1期）一文中， 通过李成林的《令梅治状》一书（分为《纪略》，在任时的重大事件记述；《详文》，向上呈送文书两部分）的分析，剖视了康熙时的县政特点：其一，从地方政治来看，作为州县一级政权虽不能拥有独立自治的权力，但自我保护的地方意识是带有普遍意义的。其二，从地方官施政的动机来看，其施政的重点大致都放在考成和有关自身名利的项目上。其三，从文书运转形式来看，舞文弄墨，文牍风气甚重，这是一种官场习气。政务不在能干不能干，关键在于能说不能说，能干的不如会说的，这是官僚制度的主要弊病之一，且与官僚制度相始终。
    财政与吏治关系的新探讨陈锋《清代的钱粮征解与吏治》（《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3期）一文， 通过论述钱粮催征过程中胥吏的盘剥及其限制，以及钱粮催科考成的制度与更改，来探讨财政与吏治的关系。作者认为，种种条文的不断颁布，意味着种种弊端的不断滋生。在封建制度之下当然不能指望几纸条文的限制就能弊绝风清，但也应该注意到，条文颁布的本身，也正是发现弊端，督抚题参，整饬吏治的结果。
    江南进士地域分布的分析范金民《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指出， 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15%，但江南进士在全国的突出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大致可划分为五个阶段。其中，明嘉靖到清嘉庆元年为第三阶段，嘉庆四年到道光二十七年为第四阶段，道光三十年到光绪三十年为第五阶段。江南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府与府、县与县之间极不平衡，尤其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府的附郭各县的一些世代仕宦的簪缨望族，显示了个别地区和少数家庭在科考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
    区域人才变化的新探索冯尔康在《清朝前期与末季区域人才的变化--以引见官员、鼎甲、翰林为例》（《历史研究》1997年第1 期）一文中，综合清代前期与末季各省籍、旗籍引见官员的异同和变化，认为：其一，各省籍、旗籍引见官员的比重，在不同时期变化是比较大的。其二，一些省籍、旗籍引见官员比重则处于比较稳定的地位。其三，引见官员大多为中级官员，少数为高官和微员。至于区域人才变化的原因，一是与战争有关，二是与科举相关，三是与民族政策、旗籍相关联。
    中央权力分配体制研究的新论点长期以来，史学界常将清初内阁与专制皇权相对立，更认为军机处的设立在于强化皇权，故将二者等同。高翔在《略论清朝中央权力分配体制--对内阁、军机处和皇权关系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中则对此提出异议， 认为清初内阁的出现服务于皇权扩张的需要，在权力分配上，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严重的对立关系。作为清朝中央决策机构，军机处的出现绝非针对内阁，而是试图将已经形成的皇帝“乾纲独断”局面制度化和规范化，然而，决策制度化在方便皇帝独裁的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因其改变了顺康以来传统统治方式和权力结构，逐渐给皇权带来了一些新的异已因素，则是其创始者始料不及的。
    此外，有关清代政治史的论文尚有：祁美琴的《清初内务府及其与十三衙门的关系》、张杰的《〈四库全书〉与文字狱》、沈原的《“阿其娜”、“塞思黑”考释》、邸永君的《清代的拔贡》、李玉昆的《台湾大天后宫〈平台纪略碑记〉述论》（均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1 期）、白新良的《萨尔浒之战与朝鲜出兵》、杜家骥的《清太宗嗣位与大妃殉葬及相关问题考辨》、陈尚胜的《清代的天后宫与会馆》、佟悦的《清入关前的爱新觉罗宗族》、王爱华的《满汉文化融合与‘档案’词源》、赵珍的《那彦成整饬青海述略》、吴爱明与夏宏图的《清代的地方行政与幕友人事制度的形成》、华立的《‘唐船风说书’与流传在日本的乾隆南巡史料》、傅波与张德玉的《满族普书研究的几个问题》（均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 吴仁安的《明清庶吉士制度对比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 岑大利的《论明清时期的官员经商问题》（《社会科学辑刊》1997年第2期）、 邹莉的《明清江南士子心态的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 杨洪的《清代康雍乾三朝平定边疆叛乱之分期比较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 刘潞的《清代皇后册立与八旗大姓氏族》（《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1期）、 吴兆清的《清代回避制度》（《故宫博物院院刊》1997年第1期）、 李志茗的《清代官俸制度与其特点》（《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等。
    3.民族史研究中的新拓展
    厄鲁特盟史事的新探索佟佳江在《清雍正年间厄鲁特盟史事钩沉》（《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 为了加强对游牧于推河地区厄鲁特各旗和各部封建主的管辖，为了适应战争的实际需要，清朝于雍正四年设置了厄鲁特盟。厄鲁特盟由厄鲁特蒙古各部组成，其中准噶尔原部四旗、和硕特部一旗、辉特部一旗。地跨大漠南北，这在清代内外扎萨克各盟中是仅见的，是由厄鲁特蒙古各部活动的历史状况决定的。但《清实录》及《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官书，几乎没有关于厄鲁特盟活动的记载。截至雍正九年，先是茂海和巴济二旗叛投准噶尔，随后多尔济色布腾和色布腾旺布二旗东移，只有阿拉善旗仍然游牧于贺兰山下。因此，厄鲁特盟已经不复存在。
    新普尔钱研究的新拓展清朝统一新疆后，在天山南部通用的铜币，史称新普尔钱，因系红铜所铸，亦称红钱。吴元丰《清乾隆年间新疆新普尔钱的铸造流通及其作用》（《西域研究》1997年第1 期）一文认为，天山南部向来白金稀少，驻防官兵的盐菜银无法就地解决，而要靠内地调拨，长途运送不便，且对中央财政压力大，难为永久之计。而利用当地生产的红铜铸钱，作为官兵的盐菜银搭放，减少从内地调拨银两，势成必然。此举为清政府在新疆地区为巩固统一和加强封建统治而进行的措施之一，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的封建剥削性质，但在客观上仍具有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