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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清史研究综述(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中国史研究动态》 林海 参加讨论

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性质的探究公元1642年,蒙古准噶尔部的首领固始汗用强大的武力统一了全部藏区,支持黄教势力集团建立了以拉萨为中心的甘丹颇章地方政权。该政权是怎样建立的?性质如何?中外学者对此的观点向有很大分歧。苏发祥《论西藏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建立及性质》(《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一文认为, 甘丹颇章地方政权既不是藏族本民族建立和组成的单一地方政权,也不是和硕特蒙古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蒙古地方政权。它是一个在蒙古军事势力的直接护持下建立起来的蒙藏联合地方政权。和硕特蒙古需要生存的地盘,格鲁派需要依靠外族军事力量的强有力保护,这就是双方联合的基础,而共同的信仰则是他们联合的前提条件。
    藏传佛教职衔的考释贺其叶勒图在《藏传佛教呼图克图职衔考释》(《中国藏学》1997年第3期)一文中, 考释了清代佛教高僧封号的特点,认为清代册封蒙藏地区佛教高僧的封号名目繁多,除达赖、班禅,依次还有呼图克图、诺门汗、班第达、堪布、绰尔济以及国师、禅师等,分为职衔、名号两大类。在蒙藏地区诸多呼图克图中,地位最高的是达赖、班禅和喀尔喀的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其次是历世驻京呼图克图,再次是驻扎各游牧处所的呼图克图。
    驻藏大臣与达赖相见礼仪的新探讨刘丽楣《关于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相见礼仪问题》(《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一文指出, 在封建王朝中,皇帝是唯一至高无上的权力的象征。因此,在西藏地区达赖喇嘛虽为世俗领袖、一教之主,但也无法与皇帝相提并论。当然,在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可以在礼仪方面“稍加优渥”,但前提必须是服从于维护国家统一、稳定社会秩序的政治策略的需要。一旦上述前提已经解决,那么君臣之间、主仆之间的等级之分是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
    西藏丹书克研究在清代,丹书克是西藏向皇上呈递的一种公文形式,它为加强西藏地方政府与清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巩固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区的统治起了很大作用。桑丁才仁在《略论清代西藏丹书克的有关问题》(《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 丹书克的内容有三种:其一,它是西藏上层为了表示向皇上和皇太后祝寿和遇有其它喜庆节日时,专门呈递的一种公文。其二,清代,凡受封者每年定期赴京朝觐纳贡。西藏上层向皇上进献贡品时,所献贡品的名称和数量等写在丹书克之中。其三,它一般不做陈报政务之用,但若驻藏大臣内“不公能有事情”者,在丹书克中可据实陈奏。
    维藏商业贸易关系研究的新视角尹伟光在《清代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商业贸易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2期)一文认为,维、 藏民族之间的贸易形式有:以互通有无为目的的直接贸易、以赢利为目的的中方贸易、违反清政府规定的非法贸易、准噶尔的进藏熬茶贸易中。维吾尔族与藏族之间的贸易税率,当西藏藏族到新疆贸易时,为三十分抽一(牲畜)、二十分抽一(缎布、皮张);而维商赴西藏贸易时,一般货物为二十分抽一,缎布皮张则为十分抽一。贸易品既有土特产品,又有转手贸易来的“舶来品”。贸易通道有:由叶尔羌南下藏西北的通道;由和阗、于阗南下藏地的通道;经由色勒库尔的通道。
    此外,有关清代民族史研究的论文尚有:周润年的《历代噶玛巴活佛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中国藏学》1997年第1期)、 胡凡的《论满族形成时期的文化结构》、宝日吉根的《〈蒙古王公表传〉纂修再考--第一部〈表传〉由何种文字写成》(均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1 期)、都兴智的《锡伯族源出女真部》(《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7年第2期), 吴元丰的《清政府对锡伯族的统治政策》(《黑龙江民族丛刊》1997年第1期), 祁杰的《历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清政府对喀尔喀蒙古人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王希隆的《论哈密达尔汉伯克额赌拉》(《民族研究》1997年第3期)、 何峰的《〈番例〉 --清王朝对青海藏区的特殊法律》 (《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陈光国的《论清朝对藏区法制的立法思想和立法原则》(同前)、王献军的《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的政教合一制》、李凤珍的《试论清代西藏递丹书克制》(均见《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1 期)、 苏晓云的《土家族地区“改土归流”之我见》 (《江汉论坛》1997年第3期)、 马肇曾的《明清怀宁回族马氏闻人考述》(《安徽史学》1997年第1期)、 余宏模的《试论清朝前期贵州的土司制度》(《贵州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曹相的《清朝雍正年间滇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等。
    4.社会史研究中的新探索
    义庄研究的新成果余新忠在《清中后期乡绅的社会救济--苏州丰豫义庄研究》(《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 苏州丰豫义庄是由绅宦家族捐建,面向邻里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乡绅以此为依托,试图通过平粜、赈济和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等手段来维护地方社会的传统秩序及自身长远利益。同时,乡绅救济这种政府倡导的家族慈善行为,更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
    明末清初善书研究的新视角善书,系指劝人实践道德、修善止恶的著述。明清时代,善书在民间广泛流行,流传较广的是《太上感应篇》、《文昌帝君阴骘文》、《关圣帝君觉世真经》及功过格等。游子安《明末清初功过格的盛行及善书所反映的江南社会》(《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4期)一文,简述了明末清初功过格的流行; 探讨善书抨击淫靡的风气和针对低假色银的现象,及功过格“论钱记功”的方法。明末以来抗租等事件使部分士绅作出反省,清初善书既告诫乡绅体恤佃仆,也劝谕他们积德行善。功过格强调救济援助贫苦无依者,实源于善书对财富聚散的看法,鼓励富者散财以积德。作者认为,功过格所揭示中国人注重道德内省、积善销恶以累积功德的观念,理当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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