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研究《清史研究》于1997年第2期， 出版了“清代社会史研究专号”，刊载诸多社会史研究的成果。张研在《试论清代的社区》一文中认为，多种形态的社区构成了清代社会。从生产力发展水平分类的纵向角度考察，清代社区仍属传统社区，但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变化，其内容亦发生变化。从地域空间分类的横向考察，法定社区、自然社区、专能社区仍重叠交错，但随社会变迁，后二者的作用与功能日益突出。王日根在《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一文中指出，在该系统中存在“官”与“民”的二元组织系统，后者包含了家族、乡族、乡约、会社、会馆等形式，成为封建统治的延长和补充。郝秉键在《试论绅权》一文中提出，清代绅权的生成，一是因于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低度渗透为其提供了空间；二是绅士自身所占有的资源优势及乡里社会所需。它的确立，首先是标志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进一步强化；其次是将家族关系引向新阶段；再次是既将国家与社会、城市与乡村有机联系，又在官民之间建立了“缓冲”。秦宝琦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秘密教门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一文中认为，秘密教门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一部分下层群众为了求得生存与发展而结成的民间秘密结社，人们常将它与秘密会党混为一谈。文章认为，既要看到它们的相似之处，更要注意它们的区别。秘密教门貌似宗教，但它仅从佛道两教汲取了可资利用的教义，摭拾其经典中某些词句，加以改造，服务于自己反传统、反社会的宗旨，虽然表面上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实质上却是民间秘密结社。宋军在《清代红阳教与乡土社会》一文中指出，该教活跃于以直隶近畿为中心的北方乡土社会，它以广大下层民众为载体，以乡土社会的流动人员为传播媒介，并通过其现实而有效的济世性及其和平、温顺、保守、松散的方式，长期而顽强地证明着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是他们改善自身生活条件的一种渴求与尝试。黄平《乾嘉时期的社会变化与经世主张》一文认为，这些主张既是对盛行一时的汉学的反弹，也是对当时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反映。但提出的解决办法，大多在传统的框架中徘徊，较少提出扶植先进经济成分，因势利导，推进社会改革的有效方案。李景屏在《清前期奢靡之风述论》一文中指出，由于奢靡之风的刺激，大量的社会财富用于享乐，用于吃、喝、嫖、赌、抽。奢靡之风的“流”在于官民，而其“源”却在最高当权者，诚所谓上行下效。
    此外，吴霓的《明清南方地区家族教育考察》、徐建青的《清代的造纸业》、 王卫平的《清代苏州的慈善事业》（均见《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等文，均值得一读。
    5.学术史、人物研究中的新视角
    汉学与宋学关系新辨析暴鸿昌在《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辨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 学界认为清代汉学宋学二方，各执门户，甚者彼此相詈，按剑操戈，党同伐异。其实，对此应作具体分析，清前期无汉学宋学之分，乾嘉时汉学鼎盛，但多数汉学家并不排挤宋学，此时宋学衰微，鲜有宋学家诋汉学，而诋讥汉学者多文士。道咸以降，虽有方东树等人讨伐汉学，但汉、宋二学调和已成主流。
    屈大均史学思想剖视关汉华、冼剑民在《屈大均及其史学》（《暨南学报》1997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 屈氏史著蕴含丰富的史学思想：其一，屈氏历史观实源于朴素唯物主义宇宙观。其二，立足现实、面向当代、弘扬民族大义，是屈氏著史准则。其三，经世致用，着眼于国计民生。其四，辩证地看待局部和全局，注重区域史研究。其五，以诗为史，诗史并举，相得益彰。
    钱大昕学术思想研析王记录在《钱大昕的学术思想》（《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钱的学术见解与主张， 既体现了乾嘉时代的学术特点，又在某些方面超过了那个时代。“实事求是”则是钱治学的核心。他以考据著称，但又不忽视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主张“明道致用”，提倡学术关心社会，并对现实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经史关系上，他继承清初顾黄尊经重史的思想，提出“经史无二学”，批判乾嘉学术界流行的“经精史粗”、“经正史杂”的观点，论述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为学术发展纠偏。
    章氏易学、史学探究吴怀祺在《章学诚的易学与史学》（《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 章氏的史学理论与他的易学见解紧密相关。章氏在易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通过对《易》理的阐发，提出历史见解，认为人类出现与社会人事变化是道的体现；以《易》学的通变思想，提出史学更革的要求；提倡史学的“通”识，史学通识重在求“义”；《易》在六经中有其特殊地位，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包括史学在内的学术须经世，切于民生日用。
    人物研究中的新视角赵珍在《那彦成整饬青海述略》（《清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那彦成任陕甘总督时，政绩卓著。 尤在处理青海民族事务期间，酌立章程，因地制宜，有利于社会稳定；而肃清流弊，整顿吏治，加强政府对民族经济贸易的管理，使青海民族经济贸易进入有清以来的繁荣时期。陈三弟《徐枋研究》（《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一文，对清初“海内三遗民”之一的徐枋的出身、 经历、交游与思想渊源进行了探讨。关于施琅研究，则有苏双碧《从多民族国家的角度评价爱国主义历史人物--为纪念施琅逝世300 周年而写》、王思治与香港吕元骢《施琅与清初统一台湾》、王宏志《对立和统一--评施琅与郑成功之间的关系》（均见《清史研究》1997年第1 期）诸文。苏文认为，施氏想法是为了祖国统一而出兵台湾，正因为如此，他才置康熙帝之议于不顾，力主在台湾置治设防。王与吕文则对施氏及统一台湾过程中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王文认为，原处于一个统一体内的郑成功和施琅，后来成为对立面。然仍有统一之处，即他们都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因而都收复了台湾，都反对西方殖民者占据台湾，认为台湾当由中国来管理、建设，故都成为杰出的正面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