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州时期的徐乾学幕府
    康熙二十九年（1690）春，徐乾学辞别内廷，回到苏州，开书局于洞庭东山，继续编纂《大清一统志》及《资治通鉴后编》。万斯同与黄百家因修《明史》，仍留徐氏京邸，未与同行。不久，明史馆监修徐元文亦休致回籍，万斯同与黄百家遂为新任监修张廷玉及总裁陈廷敬、王鸿绪等所留，修史于京师江南会馆。后黄百家以父年迈，不能久留，遂任史志数种，归家成之。（注：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碑传集》卷一三一。）万斯同则为王鸿绪延致邸第，继续纂修《明史》，直到康熙四十一年（1702）病卒。（注：王焕镳：《万季野先生系年要录》，康熙三十三年至康熙四十一年。）刘献庭也未随徐乾学南归，他在京师，“以馆俸之得，钞史馆秘书无算”（注：刘坊：《万季野先生行状》，《石园文集》卷首。），准备归里后，招集同志，私撰《明史》。遗憾的是，他在回籍后不久即病卒，夙愿未能实现。
    阎若璩、胡渭、顾祖禹、黄仪等仍应徐乾学之聘南下修书。徐乾学又疏请姜宸英偕行，当时姜正以布衣食七品俸，在明史馆任职。（注：张穆：《阎潜丘先生年谱》，康熙二十九年。）回到苏州后，徐乾学“复延访四方耆儒名宿，共襄厥成，郁郁彬彬，络绎奔诣，皆大国词人之选”（注：裘琏：《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横山文集》卷七。）。裘琏有《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一篇，记当时幕府盛况，以及书局的修书生活。文中写道：
    ……琏海滨下士，劣固陋，获与诸君子游处，又以其暇，领公教诲，可不谓幸！……慨夫昔之作者侈张卷轴，罔顾纰缪。而公核校精严，务极根柢，稗言莠字，片不安，或集多士，送难于登临，或抽架帙，刻烛于飞觞，拨繁壹虑，不疲以乐，公于是书（按：指《一统志》）可谓勤矣。夫揽大纲者，多忽细故，善器使者，或略躬亲，公则体国奉公，不辟劳动，一日之耗，动逾中产，公犹必以尽善切属多士，而不务求速成塞责，……琏等辑校之暇，间与诸君子凭眺湖山，寄情鱼鸟，作为诗歌，共相唱和。……作为是记而叙名于左，后之览者慨然以思其不徒作交游聚散观也哉。其人德清胡渭生，无锡顾祖禹、子士行、秦业，晋江黄虞稷，山左阎若璩，太仓唐孙华、吴暻，常熟黄仪、陶元淳，钱塘沈佳，仁和吕澄，慈溪姜宸英、袭琏。（注：裘琏：《纂修书局同人题名私记》，《横山文集》卷七。）
    裘琏列举参与修书之学者凡十四人，其实不止此数。唐孙华《哭座主玉峰尚书徐公》诗有“两年书局幸从游，鹤盖成阴裹胜流”之句，自注云：“公开书局于洞庭，与余同事者姜西溟、黄俞邰、李武曾、胡朏明、查夏重、邵子湘暨同年沈昭嗣、吕山浏、陶子师、吴元朗。”（注：唐孙华：《哭座主玉峰尚书徐公》，《东江诗钞》卷二。）可知，李良年（武曾）、查慎行（夏重）、邵长蘅（子湘）等，都参与了修书工作。另外，徐善当时正在洞庭东山，也参与了修书活动。
    康熙三十一年（1692），徐乾学因故落职，书局亦撤。于是，幕宾相继星散。两年后，徐乾学病卒于家。此时，《大清一统志》尚未完成，《资治通鉴后编》“草创甫毕”。徐乾学去世后，他的遗嘱连同《大清一统志》草稿钞本以及其他几部著述一起送往北京。未几，徐乾学之弟徐秉义奉诏卒《一统志》之役，复延黄仪参与考订（注：夏定域：《黄仪传略》，《文教资料》1995年第2期。），但此书直到乾隆八年（1743）年才最后定稿。
    四徐乾学幕府的影响
    徐乾学幕府的出现，一方面是清朝统治稳固以后，学术文化逐渐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又与清政府对遗民学者的笼络政策有密切关系。徐乾学幕府所从事的主要是官方的修书事业，因此，尽管当时严禁学者文人聚会结社，徐乾学广延幕宾的做法，却不曾受到清廷的干预，因为它与清廷纂修史书的政治初衷是相吻合的。万斯同、顾祖禹、刘献庭、黄百家等纷纷加入徐乾学幕府，表明清政府的笼络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尽管这些有遗民思想的学者拒绝接受当局授予的官职和提供的俸禄，但他们参与官方的修书工作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表明他们对新朝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编修《明史》可以说是他们对过去一段历史的总结，而参纂《大清一统志》则表明他们对新朝统治的认可。
    从另一方面看，由于徐氏兄弟的舅氏为顾炎武先生，因此，他们与明遗民学者及其后代，有着密切的联系，徐乾学幕府实际上又为他们的学术活动提供了政治保障。在徐乾学兄弟的庇护下，“那些受聘的学者就无须顾忌清廷的禁令，可以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自由聚会”（注：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由于徐氏兄弟的帮助，这些游幕学人得以看到官方的藏典秘籍以及徐氏崐山传是楼丰富的藏书。这为他们自己的学术活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正是在徐乾学幕府中，胡渭钞录了大量的资料，为撰写著名的《禹贡锥指》做好了准备。（注：夏定域：《德清胡朏明先生年谱》，康熙二十九年、三十三年。）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也充分利用了传是楼的藏书。（注：夏定域；《顾祖禹年谱》，康熙十九年。）
    徐乾学幕府的修书活动，对清代学术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明史》在二十四史中以取材丰富，文字简炼，体例严谨而著称。《大清一统志》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考订精详，校对严谨，乾嘉道时期的续修和重修即在此基础上进行。《通志堂经解》的纂辑是为了迎合清初尊朱黜王的学术风尚，“搜罗宏富，而不尽精粹”，“然多数罕传之籍，得因其（按：指徐乾学）巨力以行世”（注：《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经部》）。《资治通鉴后编》的“裒辑审勘，用力颇深，故订误补遗，时有前人所未及”。特别是当时徐乾学方领一统志局，多见宋以来郡县旧志，而阎、胡等人又长于地理之学，“故所载舆地，尤为精核”（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编年类》）。徐乾学主持编纂此书时，《永乐大典》尚藏于秘府，不曾开放，有关宋元历史的许多著作，皆未得窥，因此此书难免有漏略之病。尽管如此，《资治通鉴后编》还是远胜于前此续鉴各本。乾隆时期毕沅与其幕宾所撰《续资治通鉴》即以此书为蓝本。
    徐乾学延聘大批学人入幕，并赞助他们的学术活动，既是为了满足官方修书的需要，同时也是为了树立个人的学术地位和声望。这一做法在以后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清朝统治逐步走向强盛和统治政策逐步走向宽容，许多朝廷大员步徐乾学后尘，延揽学人，从事学术活动。以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等为幕主的重要学人幕府相继出现。这些幕府学术活动的官方色彩越来越淡，逐渐变成了幕主自己的事业，从而在社会上造成了一种赞助、鼓励学术文化发展的活跃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