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代疆域是对中国历代疆域的继承
    在清代，谈到边疆的统一，往往称之为“拓展边疆”、“开疆拓土”，清人昭梿说：清朝“三载之间，拓地二万余里，天山雪窟，无不隶我版图”〔1〕。清人云之“拓展边疆”， 显然是在歌颂清王朝完成国家统一的功德。对于这个问题，现代一些研究者却将清代的统一国家行动称为领土扩张，M·B·詹森说：“清朝统治者在亚洲大陆执行积极扩张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从而确定了近代中国的疆界，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此项政策在18世纪中叶尤为积极”，“如果没有异族人建立的满清王朝，没有清朝在内亚大陆用武的决心，中国的领土扩张是不可想象的。……中国边境线并不是来自汉唐两朝的光荣，而是直接来自清王朝的帝国扩张”〔2〕。还有一些国家竟然认为， 中国有的边疆地区是“无主土地”〔3〕，从而实行强行侵占。
    在这里，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是：中国的疆域是清朝通过扩张疆土，征服别人土地得来的，还是历史形成的？
    疆域亦称疆土、领土，是指一个民族、政权或国家活动的历史舞台。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疆域范围大小不一，其形成也是千差万别，美国从18世纪开始其西部的领土扩张，19世纪才形成稳定的疆域；俄罗斯早于美利坚，15世纪末，其疆域“北达白海，南至奥卡河，西及德聂伯河上游，东抵北乌拉尔山的支脉”，面积共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4 〕。经过短短300多年的扩张，形成后来的俄国疆土。 与上述两个国家不同，中国疆域形成的背景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3000年以前，形成疆域的因素也比较复杂，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探讨。
    第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延续2000多年的基础。
    在历史上，文明大体是和国家同时发生的，古代文明主要包括政治史和文化史两个方面。在人类古代文明连续性方面，刘家和等先生曾作过深入的研究〔5 〕。刘家和等认为：和世界上其他几个古代文明相比较，发生于公元前3000年代的黄河流域的夏文明一直较完整地保留着中国古代文明的传统。当然中国古代历史上也出现过文明断裂的危机，西周末叶至春秋中期，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曾受到落后的部落和后起的文明的威胁，但是这次危机没有导致中国古代文明的中断。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占了优势；元代，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击败西夏、辽、金、宋，建立了元朝。以上的政权尽管最高统治者的民族身份不同，但遵循的仍是以前的政治传统。对于中国在政治史上的连续性，许多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也有相同的看法，牟复礼认为：“中国在2000年或更多的时间里，一直是一个庚续无间的概念明确的国家，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在这点上皆无法与之相比。从公元前221 年奠定英文中称为中华帝国的统一王朝时起，就一直存在着适于治理统一中国的特殊政府形式。这个政府始终抱定一种观念，认为全体中国人民只能有一个合法的政府，纵然做不到这一点它也不放弃这一观念”〔6〕。
    从文化史来看，中国古代文明在文化史上的发展连续性，在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显得突出。文化史上的连续性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发展的连续性。如果从这两个方面来衡量古代的各个文明，那么看来只有中国在文化史上的连续性最具有完整意义。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的现象。从甲骨文到金文，从金文到篆字，从篆书到隶书，从隶书到楷书，从繁体楷书到简体楷书，全部发展过程基本上是清楚的、完整的。如果知道了这样连续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那也就掌握了认识金文、甲骨文的钥匙。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发生南北分裂，但是学术传统从未中断。如南北朝时期，北方最混乱的十六国的史学不仅未中断，而且相当繁盛〔7〕。
    由此可见，至鸦片战争前，中国古代文明从未经受过外来势力提出的根本性的挑战，“关键的一点是，在中国人自己眼里，中国政治结构具有从未受到威胁和挑战的无以伦比的发展连续性”〔8〕， 从没有出现因为外来力量入侵而中断中国古代文明体系的现象，保持着前后递进、陈陈相因的延续性。
    文明在时间中的纵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它在空间中展延的情况有关。就单个的文明来说，一个文明的发生和发展，常常伴随着自身在空间中的一定的展延；反之，如果一个文明由于某些原因而在空间中逐渐缩小以至消失，那么它也就要失去自己在时间中的连续性。中国古代文明在时间中发展与空间展延的关系，表现在政治史的连续性和国家疆域的关系上。
    中国政治史上的连续性是中国疆域形成的基础。中国疆域的发展变化表明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深厚力量和悠久历史。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在其发展过程中，政治上曾出现过种种的动荡和危机，周以后，朝代更替，民族相争，但是商征服夏又继承夏，周征服商又继承商，从夏、商、周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宋、元、明、清，历代相沿基本不变，并未发生政治史上的断裂现象。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在疆域上表现持续的稳定性。
    从历代疆域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夏王朝的中心活动区在汾河下游和伊洛地区，其疆域南疆为三苗（长江中游洞庭湖至鄱阳湖一带），东疆为夷族诸氏族部落（包括今河南东部，安徽、江苏北部，山东全部及河北南部），西疆有西戎昆仑、析支、渠搜三“国”（今甘青地区），北疆不详，其势力也可能到今河北涿鹿。商朝前期的疆域，略同于夏朝，商朝后期，疆域有较大发展，其北疆已到达今河北整个北部和辽西一带，南疆也已远及江、汉、湘、赣流域。秦汉王朝致力于边疆的开拓，在夏商周疆域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对我国版图的奠定和疆域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秦汉时期，中原与四邻的关系发生变化，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匈奴的北部领土贝加尔湖、阿尔泰山及其以南地区，成为汉朝的北部边疆。西域诸国臣属于汉，汉朝的西部边疆包括天山南北和天山以西的乌孙、康居地区，东北边疆到达朝鲜半岛。西汉领辖东南边疆，从东海、南海之滨深入到海南诸岛和越南半岛地区，西南边疆到达云南。三国两晋南北朝，曾多次发生几个民族政权同时并存，割据对抗的局面，十六国至北朝，中国北方处于混乱状况，各小国政权几乎都不稳定，少数民族在北方占了优势，其间除西晋真正统一的二十余年外，其余时间均处于割据。秦汉统一时期的边疆先后为不同的政权所统治，使这一时期疆域形势呈现出复杂纷纭局面，但是在政治上他们没有打破汉魏以来的政治传统，他们基本上都是活动于原秦汉统一时的疆域之内。元朝的皇帝是蒙古人，元朝统治者提出“祖述变通”的建政纲领，政治制度基本以中原王朝传统的仪文制度为主干，又揉和并保存大量蒙古旧制的成分，总体上仍然遵循以前各代的政治传统。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出现的变动在本质上都是朝代的分合或更替的问题，即使象元代和清代，两度出现以少数民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但这些皇朝和汉族为最高统治者的皇朝一样，在本质上都是各族上层统治者的联合政权。中国古代政治史的连续性和中国疆域的拓展变化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