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詹森称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为“中国的世界观”，他说：“中国的世界观是一个宏伟的思想体系，具有无以伦比的历史连续性和不可匹配性。宏伟帝国的观念当然不足为奇，世界历史上有许多帝国，包括拜占庭帝国，都曾提出过天下一统的主张。本杰明·史华兹认为中国世界观的非同凡响之处在于，在中国，这些有特殊的儒教文化判断标准与之相得益彰。中国世界观的无以伦比之处在于，它所宣称的万年江山和独放光彩的理论，是具有东亚历史的经验和事实来加以证明的，并且似乎还被中国世界秩序的运作所强化了”〔21〕。满族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冲破夷夏之防，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边疆少数民族。满族贵族统治者强调“大一统”观念，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统治思想中，“大一统”始终占有主导地位。这种“中国的世界观”一再被强化。詹森认为清朝统治者按照“中国的世界观”在“亚洲大陆执行积极扩张的军事和外交政策，从而确定了近代中国的疆界，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此项政策在18世纪中叶尤为积极”〔22〕。在“大一统”观念上，三帝一脉相承，其中雍正帝的论述最为详细：
    雍正七年（1729），雍正帝针对陆生楠诽议时政时讲道：“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曰：天下恶乎定，定于一。孔子、孟子深见春秋战国诸侯战争之流弊，其言已启一统之先几矣。至秦始皇统合六国，制天下以郡县……且中国之郡县，亦犹各蒙古之有部落耳，历代以来，各蒙古自为雄长，亦互相战争，至元太祖之世，始成一统。历前明二百余年，我太祖高皇帝开基东土，遐迩率服，而各蒙古又复望风归顺，咸禀正朔，以迄于今。是中国之一统，始于秦，塞外之一统，始于元，而极盛于我朝，自古中外一家，幅员极广，未有如我朝者也”〔23〕。
    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帝在批阅书籍时又指出：“朕览本朝人刊写书籍，凡遇胡虏夷狄等字，每作空白，又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殊不可解，揣其意，盖为本朝忌讳，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义，不敬之甚者也。夫中外者，地所画之境也，上下者，天所定之分也，我朝肇基东海之滨，统一诸国，君临天下，所承之统，尧舜以来中外一家之统也，所用之人，大小文武，中外一家之人也，所行之政，礼乐征伐，中外一家之政也，内而直隶各省臣民，外而蒙古极边诸部落，以及海澨山陬，梯航纳贡，异域遐方，莫不尊亲，奉以为主。乃复追溯开创帝业之地，目为外夷，以为宜讳于文字之间，是徒辨地境之中外，而竟忘天分之上下，不且背谬已极哉。孟子曰：舜，东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舜，古之圣帝，孟子以为夷，文王周室受命之祖，孟子为周之臣子，亦以文王为夷。然而夷之字样，不过方域之名，自古圣贤不以为讳也，至以虏之一字，加之本朝，尤为错谬……”〔24〕。
    雍正帝在《大义觉迷录》中又说：“我国家肇基东土，列圣相承，保又万邦，天心笃佑，德教弘敷，恩施遐畅，登生民于衽席，遍中外而尊亲者，百年于兹矣。夫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臣民之主，则所以蒙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而有殊视。而中外臣民既共奉我朝以为君，则所以归诚效顺，尽世民之道者，尤不得以华夷而有异心。此揆之天道，验之人理，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悉子悉臣罔敢越志者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k24i302.jpg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25〕。
    雍正帝抨击儒家的“自古帝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的歧视边疆少数民族的观念。他所阐述的大一统要点是：
    1、大一统是中国的传统观念，满族贵族继承了这一传统观念；
    2、华夷之分不利于大一统的形成，应当给以抨击。
    清代前期，清朝以传统的大一统观念作为其统一边疆的指导思想，比起前朝，贡献就在于：作为一个边疆民族，为了达到统治全中国的目的，接受并极力倡导“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并在全国各民族当中广泛传扬，使这一观念成为其完成统一事业的思想基础。
    三、清朝中央政府在统一边疆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1644年，清军入关，十月，福临移至北京，举行了即皇帝位的大礼，这表明：原来割据东北一隅的清朝的政权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边疆民族政权演变成为君临天下统治全中国的清王朝。这个变化不仅震动了中原地区，而且，对边疆少数民族及各个边疆民族政权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清朝与各个边疆民族政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由各据一隅的地方政权之间关系演变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由边疆民族政权与边疆民族政权的平等关系转变为中央政府与边疆地方政权的不平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