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内部来看，各地区之间有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尤其周边地区与中原地区相比，在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和地理环境等方面有很大的不同，形成了地理条件局部的独立性，造就了若干个并存的经济、政治中心。由此看来，边疆民族政权的形成是有其客观条件的。
    但是，从整体来看，中国地理条件有其统一性。各地区之间地理上的间隔和区别并不能阻断相互间的交通，而就整体来说，由于天然特点从北、西、南三个方向向中原辐辏而自成一个自然区。中国地理条件整体的统一性和政治形势有密切的联系，它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一面。
    地理条件的独特性，对中国疆域的形成影响很大，在中国这个自然区域中，各个社会集团的活动主要受到整体的影响和约束。周边地区各民族建立政权，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但是由于东、南濒海，北有沙漠，西和西南有高山，地理条件的阻隔，向内地发展比向外发展要容易得多，因而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内向性，这种自然的内向性是形成国家统一和疆域完整的条件之一。对此，清朝中央政府和驻边疆大吏看得很清楚，钟广生在《新疆志稿》中论述新疆的地理位置在国防上的重要性时说：“新疆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以为固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则足以屏卫中国，巩我藩篱；不得则关陇隘其封，河湟失其险，一举足而中原为之动摇”〔15〕。
    费正清和赖肖尔教授在阐述自然环境对中国疆域影响时也有同样的看法，他们说：“对东亚文明的一个决定性影响是其相对独立于人类其他伟大文明以外。……例如世界其他地区的现代文字系统归根结底都起源于在西亚出现的一系列发明，只有在东亚，汉字这种文字以完全不同的原则为造字基础。”“在中国北方的早期东亚文明的发源地比其他早期文明中心要孤立得多，一边是似乎浩瀚无垠的太平洋，另一边是巍然耸立的巨大的亚洲中央山系--喜马拉雅山，海拔一万英尺以上的西藏高原以及从这一世界屋脊向四方辐射的高大山脉。山系以北横亘着广阔的沙漠和中亚高原，这些地方寒冷荒凉，……山系以南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的崎岖山地和丛林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16〕。
    综上所述，清代并不存在有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所说的边疆扩张，清代疆域是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和周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领土遗产，在此基础上奠定了清代中国的疆域版图。
    二、“大一统”观是清朝统一边疆的思想基础
    既然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决定了清代的疆域，那么清代前期在中国的疆域问题上又作出了什么贡献呢？
    比起前代，清代的贡献就在于：清朝政府在继承中国历代疆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对边疆地区的统一，对边疆地区行使主权，进行有效的管辖，在近代以前奠定了中国疆域的版图。
    对此，一些研究中国问题的西方学者持有相同的观点，如《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说“在18世纪前，清代历史的焦点集中在亚洲腹地，即集中在它的征服，它的政治活动，以及一个幅员辽阔而文化迥异的地区被一个单一的、不断汉化的中华帝国吞并和消化的过程”，“到了19世纪初年，中国主权有效控制范围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中国正处于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开始发生质变的阶段”〔17〕。
    清代对中国边疆地区实行统一，首先是它继承了中国历代奉行的大一统观。
    大一统思想是中国古代占据着主导地位的思想，董仲舒概括这一思想说：“春秋大一统，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8〕。历朝历代以实现大一统为其治国的终极目的。中国古代传统的大一统思想是汉民族所孜孜追求的目标，但是“内中华外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民族观严重地阻碍大一统目标的实现。夷狄永远是儒家排斥的对象，自孔子起，即严夷夏之防，大一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也成为边疆少数民族追求的目标，元朝的统一强烈地冲击了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大汉族主义，元朝虽然只统治了近百年，但是它的大一统局面得到中华各民族的承认和肯定，明太祖朱元璋说：“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蛮八夷，海外番国归于统一，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19〕。
    传统的大一统思想及王朝统一的规模对疆域的范围有很大的影响。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曾多次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元代完成大一统之后，元朝疆域空前广大。《元史·地理志》记载：“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20〕。从今天的地理情况来看，自东部沿海到西部今新疆地区；从南部的南海地区到北部的西伯利亚大部；从西南的西藏、云南到东北的鄂霍次克海，都在元朝统一政权范围之内。元代所创造的全国规模的大统一，给中国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带来十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疆域上，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