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这种王道的治国思想，在治边方针上主要表现在怀柔二字上，而怀柔思想的最大体现则是“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清朝统治者在统一幅员辽阔的中国边疆地区过程中，深刻体会到要在当地建立起稳定而行之有效的统治，必须根据不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建立起不同的统治机构，并“举贤立明，正复其职”，用少数民族的首领来管理其众，以达到以夷治夷的目的。如入关之初，清廷在招抚西北少数民族时即明确宣布：“一切政治，悉因其俗。”（注：《清圣祖实录》卷15。）其后，康熙皇帝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进一步认识到“从俗从宜”之策，不仅是平定天下，而且更是稳定天下的重要举措，所以他主张治理国家应因人因地有所不同，不能强求一致。他说：“治天下为宽裕仁慈，加惠以因人性，不可拂逆。即如满洲、蒙古各方之人，饮食日用，其性各殊，必欲一之则乱，亦断不可行也。”（注：《康熙起居注》册三，2104页。）同样，对蒙古民族，雍正帝亦表示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他说：“蒙古之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而不知者辄妄生疑议，乃浅近狭小之见也。总之……人品类不齐，习尚不一，不能强异亦不能强同，且各有长短，惟存其长而弃其短，知其短而不昧其所长，则彼此可以相安，方得圣帝明王明通公溥之道，而成太和之宇宙矣！”（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55页。）当有人向雍正帝密奏回族自为一教，异言异服，且强悍刁顽，肆为不法，请严加惩治时，雍正帝却答：“朕思回民之有教，乃其先代遗留家风土俗，亦犹中国之人，籍贯不同，嗜好方言，亦遂各异，是以回民有礼拜寺之名，有衣服文字之别，要亦从俗从宜，各安其习，初非作奸犯科，惑世诬民者比。”（注：《清世宗实录》卷80。）乾隆皇帝也强调“从俗从宜”，“不易其俗”。如在平定准噶尔后，他对居处西北边陲的布鲁特部落公开宣谕：“尔等若如哈萨克慕化来归，朕将令照旧安居，不易服色，不授官爵，不责贡赋，惟遣使来请朕安，即加恩赏赉。其或尔等以外藩习俗与中国异宜，不欲投诚降服，亦惟尔便。”（注：《清高宗实录》卷555。）其后，这种传统的“从俗从宜”的治边思想，一直是清朝历代统治者治理边疆和属国的指导方针。
    其三，安内攘外，天子守在四夷。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完全继承了传统治边思想中“以藩屏周”，“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统治方针。如康熙三十年（1691）四月，康熙皇帝有两段非常精彩的上谕，他说：“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实岂无边患？明末，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诸路瓦解，皆莫敢当。可见，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注：《清圣祖实录》卷151。）“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注：《清圣祖实录》卷151。）分析康熙皇帝这两段宏论，其中心思想，一是帝王治天下，其守国之道不能专恃险阻，而惟在修德安民；二是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三是受德感恩的边疆民族，是有生命力有向心力的万里长城，其坚固程度要远胜以土石堆成的没有生命的长城。这就明确指出了安内攘外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天子守在四夷应该如何守法的问题，也就是“和柔四夷，以为诸夏之卫也”。其后，清朝的继承者们也都因袭了这一传统的治边思想，前文已有言及，此不赘述。
    其四，既反对穷兵黩武，又不能失国家一寸土地。在统一中国巩固边疆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一方面继承了“善筹边者，却敌而已，开疆辟土，利其有者，非圣主所欲为”（注：连横：《台湾通史》卷15。）的儒家治边思想，反对穷兵黩武；一方面坚持原则，既不允许任何人分裂中国，也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割占中国的一寸土地。如康熙认为“从古穷兵黩武，皆非美事，善战者，皆时至事迫，不得已而后用兵也。”这里，康熙皇帝的本意十分清楚，他愿天下的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均享安乐之福，一切生灵各得其所”（注：《康熙帝为使俄国速撤罗刹、停止滋扰致察罕汗敕谕》康熙二十四年三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但如果谁危及到封建王朝的统治，或侵占、割裂中国的领土，那也是绝不能允许的，必然致罪声讨，假以兵威。如康熙亲政后，在积极策划统一台湾的过程中，郑氏集团凭借海峡天险，欲成割据之势。清廷虽然以抚为主，议和条件一再放宽，但康熙皇帝始终坚持台湾“不可与琉球、高丽外国比”的原则立场。最后，力排众议，坚决支持施琅带兵渡海平台，完成了祖国统一的大业。又如清朝初年，俄国多次侵入我黑龙江流域，盘踞要害，“剽劫人口，抢掳村庄”。康熙帝在派兵收复失地的同时，亦严正指出：“尼布潮、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注：《清圣祖实录》卷135。）最后，康熙二十八年（1689），清军收复雅克萨，迫使沙俄不得不坐在谈判桌前，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使两国此段边界出现较长时期的和平与安定。
    与康熙大帝一样，乾隆皇帝也是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正值清王朝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在他所指挥的历次边疆地区或深入属国区域的重大战争中，清军是完全有实力也有机遇突破传统疆域、扩大中国领土面积的。但历史证明，乾隆皇帝并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统治者。在他的治边思想中，有关疆域的观点十分明确，即中国“既不无理强取他国之寸土，亦决不无故轻让我寸土于人。”（注：引自《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下册，第501页。）如乾隆二十年（1755）二月，当叛军首领阿睦尔撒纳穷途末路之际，乾隆皇帝谕曰：“汉时西陲塞地极广，乌鲁木齐及回子诸部落，皆曾屯戍，有为内属者。唐初都护开府，扩地及西北边，今遗址久淹，著传谕鄂容安，此次进兵，凡准噶尔所属土地，回子部落内，伊所知有与汉唐史传相合，可援据者，并汉唐所未至处……询之土人，细为记载，遇便奏闻，以资采辑。”（注：《清高宗实录》卷482。）十分明显，乾隆皇帝的意图就是要收复汉唐故地，并无扩张领土之野心。所以，当大军横扫西北之余，八旗骁勇即在哈萨克边境勒马收缰。其后，哈萨克汗阿布赉悔过投诚，愿向清朝称臣入贡，乾隆帝欣然接受，并谕之曰：朕为天下共主，中外一体，“惟期尔部安居乐业，俾游牧各仍旧俗，即贡献亦从尔便，如遣使入觐，朕自优加赏赉……尔今既向化归诚，则当知准噶尔全部悉我疆域，宜谨守本境，勿阑入侵扰……”（注：《清高宗实录》卷543。）只要求其尊重中国的领土，并没有丝毫以大压小、以强凌弱的额外要求。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英国马戛尔尼使团借祝寿之名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不合理的侵略要求，其中有“欲求相近珠山地方小海岛一处”存货、停歇，和“拨给附近广东省城小地方一处”，以便夷商居住。对此，乾隆皇帝严辞拒绝，“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注：《清高宗实录》卷1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