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上两个遣词用句内容口吻几乎相同的上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虚骄自傲的嘉庆皇帝是如何把当时独一无二的海洋霸主、所谓的“日不落”大英帝国看成是与暹罗一样的弱小属邦，是需要天朝的“宠灵”和“体恤”的。同时，愚昧的清朝统治者不仅把当时资本主义的第一强国与周边的属国视为一体，而且对二者所采取的政策亦是完全一样的。如道光八年十二月（1829.2），清政府平息张格尔叛乱之后，因浩罕不送回张格尔家属，道光帝严命绝其贸易，不准茶叶、大黄出卡。其谕军机大臣等曰：“务当严饬各城，稽察要隘，不准茶叶、大黄稍有偷漏。在卡外恭顺各部落自当按照奏定章程，通市互易，惟不可任霍罕（即浩罕）夷商有影射冒混情弊，致查禁有名无实。”（注：《清宣宗实录》卷149。）我们知道，允许周边属国在进贡中央王朝的同时彼此互市贸易，本来就是宗主国对属国厚往薄来的一种恩赐，所以清廷用断绝贸易往来的非常措施，对不恭顺的浩罕加以制裁，使其“穷蹙”而不能“渔利”和“夸耀”于其他外夷。
    这种对不听话的海外诸国的制裁手段，清廷也同样施行于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道光十四年（1834）七月，因英国首任对华商务总监督律劳卑违反清方惯例，径往广州要求直接会见两广总督卢坤，并以公函的方式通知广州当局。为此，中英冲突加剧。七月二十九日，卢坤下令封舱，停止中英一切贸易，得到道光皇帝的支持和认可。谕曰：“该弁目（指律劳卑）既执拗顽梗，不遵法度，自当照例封舱，稍示惩抑，俾知畏惧。如该弁目及早改悔，照常恭顺，恳求贸易，即准奏请开舱，只期以情理之真诚化远人之桀骜。”（注：《清宣宗实录》卷255。）其后，道咸两朝将抗击英国侵略者的谕旨和镇压国内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谕旨专档统称为“剿捕档”，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次，清代前期历朝统治者均重西北陆路边疆而轻视东南海疆。由于古代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中，其间自然条件极不平衡，所以自以汉族为主的华夏民族产生以来，随着汉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内向发展的少数民族势力，又自然形成一种相对封闭的人文地理环境。在这种双重封闭的地理格局中，千百年来西北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侵扰与征伐，于是形成了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传统治边思想。虽然清王朝统治者联合蒙古王公，变九边为腹地，但在其强化对西北广大地区有效治理过程中，其治边重心依旧是西北腹地边疆。
    例如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统一之后，清政府立刻派兵北上收复失地。康熙皇帝认为：“黑龙江之地，最为险要……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罗春、奇勒尔、毕喇尔等人民，及赫哲、飞牙喀所居之地，若不尽取，边民终不获安。”（注：《清圣祖实录》卷135。）结果通过两次雅克萨战役，迫使俄军停战议和，并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七月，与俄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明确划定了中俄两国东段的边界，遏制了沙俄在黑龙江流域的扩张。其后，为巩固这一龙兴之地，不容他人染指，清廷相继实施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统治政策。
    再看漠北蒙古地区。早在天命年间，努尔哈赤即已认识到：“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注：魏源：《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一》。）故在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已把联合蒙古作为战胜明王朝、入主中原的战略国策。其后通过恩威并施等各种手段，分别征服了东三盟（哲里木盟、卓索图盟、昭乌达盟）和西三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外蒙古各部和青海蒙古亦相继归服，此时，距清入关已有五十三年。其间，清政府的治蒙政策基本完善，如盟旗制度为地理之区划，封爵政策为人事之分封，宗教政策为思想之控制，互婚政策为血缘之融合，怀柔政策为王公之安抚，隔离政策为各部之防范，形成清代极有特色的治边政策之一。
    就新疆地区而论，其地理位置“东捍长城，北蔽蒙古，南连卫藏，西倚葱岭……居神州大陆之脊，势若高屋建瓴”。（注：钟广生：《新疆志稿》卷1。）故光绪三年（1877），左宗棠远征新疆时曾言：“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注：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50。）可见，新疆的战略地理位置何等重要。所以《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清廷即对割据新疆的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拉开了征讨的序幕，前后历经三朝，费时六十八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方取得决定性胜利。次年，清廷又平定南疆大小和卓叛乱，统一天山南路。新疆统一之后，乾隆帝从巩固西北大局的战略高度，改变了以往地方建置中的羁縻色彩，强化中央集权统治，建立起以伊犁将军为首的各级军政长官及其辖下的民政、军事两套系统进行管理。其后，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历尽千辛万苦，长途跋涉返归祖国，清政府给予了妥善安置。至此，蒙古各部除部分入居俄罗斯之卡尔梅克蒙古外，余皆统属于大清王朝。此时距清入关之时，已逾一百三十七年。
    由于蒙古王公及其部众普遍虔奉藏传佛教，俗称喇嘛教，其宗教领袖达赖、班禅亦均居于西藏，故西藏一地向为蒙古族众心目中的圣地。加之西藏地区居高临下，西南屏蔽廓尔喀、缅甸，东北俯视青海、云南、四川，战略地位亦十分重要。故康熙五十五年（1716）冬，当准噶尔部策旺阿拉布坦借西藏内乱之机欲图吞并时，康熙皇帝即明确提出：“西藏屏藩青海、滇、蜀”，倘为准部所据，“将边无宁日”。（注：魏源：《圣武记》卷5《国朝抚绥西藏记》上。）遂急遣大军进藏驱逐。并于康熙六十年（1721）直接任命西藏上层僧俗分子管理西藏。其后，雍正五年（1727）清廷建立驻藏大臣制度；乾隆十六年（1751）颁布《西藏善后章程》，废除藏王，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共理藏务；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派兵克服种种困难击退入侵的廓尔喀之后，又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职权，强化清朝中央政权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可以说，迄今为止，中国中央政府能够始终对西藏实行有效的管理，与清前期政府对西藏的积极经营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