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宽严相济，恩威并举。
    早在入关以前，后金统治者努尔哈赤、皇太极等人便已运用恩威并举这一传统政策，先后统一了满洲各部和降服了漠南蒙古等。入关后，顺治帝对据守东南海上的郑氏集团亦采取了剿抚兼施、偏重于抚的方针。康熙即位后，虽主张为政以宽，“国家致治，首在崇尚宽大”（注：《康熙政要》卷2。），但又绝不是仅此一面，他理想中的用人行政是“不可偏于宽，亦不可偏于严，宽严适中，始可谓善也。”（注：《清圣祖实录》卷231。）如沿海巡哨，常遇飓风骇浪，往往损兵毁船，康熙深为悯恻。他说：“官兵系朕历年养育之人，遇贼自应效死，如无贼而徒以巡哨受伤，实属可惜，凡提镇等官，当于此留意，务加谨慎。”（注：《清圣祖实录》卷245。）言外之意就是巡哨不必拘于教条，领兵大员可根据实际情况办理。这是康熙皇帝宽仁的一面。但当他得知浙江黄岩总兵官仇机和升任京口副都统许国柱在沿海私设小票、乱收渔船规礼时，却同意将他们加重处罚，“许国柱革职、充军，系旗人解部枷责；仇机革职，佥妻发边卫充军。”（注：《清圣祖实录》卷231。）这又是康熙皇帝严厉的一面。
    雍正皇帝对宽严相济的治边之道，有他独到的见解。雍正七年（1729）五月，他谕大学士九卿曰：“自古为政者，皆言宽严相济，所谓相济者，非方欲宽而杂之以严，方欲严而杂之以宽也。惟观乎其时，审乎其势，当宽则宽，当严则严而已……总之，宽严适协其宜，乃为相济。”（注：《清圣祖实录》卷81。）并特意强调，“奉天伐罪，治世之常经，锄暴除凶，安边之远略，”（注：《清圣祖实录》卷80。）但考察雍正皇帝的治边思想，仍是以怀德为主。如雍正元年（1723），青海和硕特部罗卜藏丹津反叛清廷，雍正帝在调兵遣将的同时，敕谕抚远大将军年羹尧曰：“我朝自创业以来，皆效法列祖用兵纪律，无往不施仁德，孟子云，仁者无敌。统兵者之大义，莫要于此……如罗卜藏丹津敢于抗拒，即行剿灭。其党内亦有惧罗卜藏丹津之势、胁从而行者，伊等果悔罪来归，即行宽宥。有能擒斩罗卜藏丹津来归者，分别具奏，有情急来归者，加意抚恤，其不抗拒者，毋加杀戮。须严禁兵将，凡经过地方，勿得骚扰百姓，勿离人父子夫妇，勿淫人妇女，勿掘人坟墓，降附者勿得侵取其物，勿拆毁庐舍祠宇，勿扰害庙内番僧，以副朕戡乱靖逆之意。”（注：《清世宗实录》卷12。）又如，雍正二年（1724）五月，因四川、云贵等地土司勾结汉奸欺压和蹂躏当地苗民等少数民族，雍正帝谕曰：“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孰非朕之赤子，方今天下共享乐利，而土民独使向隅，朕心深为不忍……嗣后，督抚提镇宜严饬所属土官爱恤土民，毋得肆为残暴，毋得滥行科派，倘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汉奸立置重典，切勿姑容宽纵，以副朕子惠元元，遐迩一体之至意。”（注：《清世宗实录》卷20。）
    其后，乾隆、嘉庆、道光诸帝的治边政策也均继承了传统治国思想中宽严相济、恩威并举的方针。
    此外，和传统的治边思想相比，清王朝的治边思想与治边政策的突破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一、对传统华夷观念的重新认识。前文已述，华夷观曾是中国古代具有深远影响的治边思想之一。但随着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华夷观念在清代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历史上最为中原王朝困扰不堪的西北戎狄之患，已不复存在，作为统治民族的满族自然不在夷狄之列，所以清朝的治边思想中，首先突破的即是传统的内中华而外夷狄的中外大防思想。如康熙皇帝曾明言天下：“朕为上天之子，朕所仰赖者惟天”（注：《清圣祖实录》卷234。），“朕承天命，统御万方，惟思率土人民，咸得其所，安生乐业，不致沦于灭亡。”（注：《东华录》四十七。）雍正皇帝则援引《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他认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惟有德者乃能顺天，天之所与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区别乎！”（注：《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集。）并驳斥传统的“严华夷之辨”、“内中华而外夷狄”的治边思想，说：“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狁，即为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克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注：《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4集。）所以，雍正皇帝教育满族臣下，对蒙古各部不仅不能以夷狄斥之，而且应待之如“宾客”。
    其后，乾隆皇帝亦继承其前辈的主张，认为“治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德盛者王，德衰者灭。”（注：《乐善堂全集定本》卷6《新唐书后志论》。）并提倡天下一家，将蒙古诸部喻如“臣仆”，“亲如家人父子”。（注：《御园暮春清暇即事》诗自注，见《清高宗御制诗文全集》卷51。）乾隆十四年（1749）十二月，当马灵柯在奏折中把蒙古人和汉人分别名色，用夷、汉二字称之时，乾隆皇帝立刻给予严厉斥责。其谕军机大臣等曰：“蒙古、汉人同属臣民，如有书写之处，应称蒙古内地，不得以蒙汉字面混行填写，已屡经降旨……以百余年内属之蒙古，而目之为夷，不但其名不顺，蒙古亦心有不甘，将准噶尔及金川番蛮等又将何以称之。著再行传谕沿边各督抚知之，如有仍旧书写之处，朕必加以处分。”（注：《清高宗实录》卷354。）另外，在称谓上清朝统治者对周边少数民族也极少使用夷狄等字样，代之以外藩、远人、远藩、属国等。但对海外殖民各国则多称外夷、海夷、远夷等，这种称谓本身的变化，同时也提醒我们，在中华民族大一统思想中，清朝统治者并没有完全摒弃华夷之辨的观念，而不过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其范围扩而大之罢了，即把中国版图以外的国家和民族仍然视为夷狄之辈，这在中外激烈冲突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