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清廷放弃了传统的“高筑墙”式的边防模式，进而突出了修德安民的治边思想。
    秦汉以来，由于中原王朝的主要“外患”，均是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故“历代备边，多在西北”，而备边的主要措施是以长城为屏障，明代时还在辽河地区修筑边墙，但清王朝在入关以前就积极笼络漠南蒙古各部，使之变为进攻明朝的得力助手。入关后，在统一中国，巩固边疆的过程中，清朝统治者进一步怀柔蒙古诸部，使之防备朔方，变九边为内地。如康熙皇帝所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注：《承德府志》卷首一。），“较之长城更为坚固。”（注：《清圣祖实录》卷151。）康熙的这种主张，实际上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治边思想和传统的边防模式。在变革这种传统治边格局的同时，康熙皇帝又进一步突出了传统治边思想中以仁政平天下的王道思想。如前引文“守国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疆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康熙这种修德安民、本固邦宁的治边思想，被其后的继承者们所继承，成为有清一代治边政策的指导原则。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乾隆皇帝诏谕边疆将军督抚等曰：“朕统驭中外，一视同仁。如内扎萨克诸藩，恭顺诚服，朕皆抚若儿孙，每至必欢欣踊跃，与旧满洲、蒙古之执役无异，即新附之准夷、回部，年班来者，朕亦必联之以情，待之以礼，厚其饩赉而遣之，众亦莫不怀德感恩，几与内扎萨克相等。”（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29页。）这样，随着西北边疆的不断巩固，作为清王朝西北“屏藩”的就不仅仅是喀尔喀蒙古，而是包括内扎萨克、准噶尔部、回部等诸多少数民族在内的“联合屏藩”了。
    在清政府突出修德安民的思想指导下，其治边政策较之前代，有了较大的变化，马汝珩、马大正先生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一书中论述甚多，此不赘述。
    三
    考诸史实，清代海疆政策的首要目标或称低层次目标，就是清帝在上谕中反复强调的宁谧海疆，保卫海疆。但还有一个高层次的发展目标，虽然它不是封建统治者既定和追求的目标，但却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那就是不断地开发海疆，发展海洋经济，通过海洋发展对外贸易和科技文化交流，以达到富国强兵、提高综合国力的目的。但纵观整个清政府的海疆政策，既没有建立起一支强大的海防力量，保卫住海疆的宁静；也没有积极地开发海疆，广泛地发展对外贸易与科技文化交流；其对外采取的一系列以禁、防为主的限制政策，不但没有限制住资本主义野蛮侵华的步伐；反而限制和封闭了自己，扩大了中国与当时先进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被动挨打的局面。
    但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造成清政府这种海疆政策的思想根源是什么呢？
    首先，清朝历代君主与明中叶以后的历代统治者一样，都没有认识到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他们在继承传统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同时，依然用传统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去对付从海上来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十月，因革监倪宏文赊欠英国商人货银万余两未还一事，乾隆皇帝的一段上谕，曰：“夷商估舶冒越重瀛，本因觅利而至，自应与之公平交易，使其捆载而归，方得中华大体。若遇内地奸民设局赊骗，致令货本两亏，尤当如法讯究，乃李质颖（时任广东巡抚）仅拟薄惩，而欠项则听其自行清结，有断无追，竟令外洋孤客负屈无申，岂封疆大臣惩恶绥远之道？幸而刑部奏驳，朕始得知，为之更正。若部臣亦依样照覆，其错谬尚可问乎？中国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政经。若平日视之如草芥，任听地棍欺凌，而有事鸣官，又复袒护民人，不为清理，彼既不能赴京控诉，徒令蓄怨于心，归而传语，岂不轻视督抚？且朕此番处置，非止为此事，盖有深虑，汉唐宋明之末季，多昧于柔远之经，当其弱而不振，则轻忽而虐侮之，及其强而有事，则又畏惧而调停之，姑息因循，卒至酿成大衅而不可救。宋之败，明之亡，皆坐此病，不可不引为殷鉴也。方今国家全盛，远近震慑威灵，自不敢稍萌异志，然思患预防，不可不早杜其渐。此事督抚皆以为钱债细故，轻心掉之，而不知关系甚大，所谓涓涓不息将成江河者也。朕统驭中外，一视同仁。……朝鲜、安南、琉球、日本、南掌及东洋、西洋诸国，凡沿边、沿海省分，夷商贸易之事皆所常有，各该将军督抚等并当体朕此意，实心筹办，遇有交涉词讼之事，断不可徇民人以抑外夷，即苗疆、番境诸省，亦为推广此意妥行。”（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28页。）
    乾隆皇帝的这篇诏谕较长，它集中反映了乾隆帝的治边思想和治边政策，细品其意，他以天下共主自居，不论是国内少数民族地区，还是周边属国，以至于东洋、西洋诸国，其所治理的政策方针是完全一样的，即所谓“抚驭远人，全在秉公持正，令其感而生畏，方合正经。”由于乾隆皇帝明令，“此旨著传谕各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并著入于交待，令后任永远遵行，勿稍玩忽。并另录一分，交上书房，俾皆恪循罔懈。”（注：王之春：《清朝柔远记》，130页。）所以成为清朝治理边疆和对外交往的国策，对后来的继承者和沿边督抚的影响极大。如嘉庆二年（1797）正月，清廷在给暹罗的敕谕中言：“尔暹罗国王郑华，屡供王会，久列藩封，兹于嘉庆二年，复遣使臣奉表入贡，鉴其忱悃，允荷褒扬，至以天朝叠庆重厘，倍呈方物，具见国王输诚效顺，弗懈益虔，实属可嘉。国家厚往薄来，字小柔远，自有定制，更念尔国僻处海陬，梯航远涉，业经备物呈进，若从摈却，劳费转多，是以特饬所司，将此次所进贡物，俱行收受，加赐国王文绮等件。嗣后只须照常呈进一分，毋庸增添。如国王仍前备进两分，即饬广东督抚发还一分，以昭定制，而示体恤。王其祗承眷顾，益懋忠纯，永膺藩庶之恩，长隶职方之掌。钦哉特谕。”（注：《清仁宗实录》卷13。）再看嘉庆十年（1805）十月，清廷给英国国王的一分敕书，其中谕曰：“尔邦远界海域，恪守藩维，遥申向日之忱，载肃来庭之使，循览陈奏，情词恪恭。已令将贡品进收，俾遂殷悃。至尔邦民人前来贸易，历有岁年，天朝一视同仁，无不曲加体恤，亦无需尔邦出力之处。兹国王特羾表抒诚，极陈爱戴，并饬港脚等处地方官员，凡遇天朝兵民人等，倍加敬谨，具见尔国王慕义向化，深所褒嘉，是用颁敕奖励，并锡赉文绮等物。尔国王其祗承渥眷，弥失荩怀，长荷天朝之宠灵，益凛友邦之修睦，率职共球，延禧带砺，以副朕怀远敷仁至意。钦哉特谕。”（注：《清仁宗实录》卷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