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之际，相继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南京临时参议院、北京临时参议院、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几个代议机关，从而使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议会政治在近代中国得以实践。民初议会是近代中国进步力量与封建专制法统较量的产物，它的出现符合时代潮流。
    辛亥革命点燃的民主共和烈火雄雄燃烧，鼓吹议会政治的舆论也较浩大，何以民初议会政治终归失败呢？
    一
    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临时参议院成员大部分来自各省都督指派、旧咨议局代表或省议会议员互选，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而以商人、企业主为主的严格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极少成为议员。在立法机关处于临时时期尚情有可原。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复上海总商会要求参政道：将来召集民选议会时，“以我国商业日益发达，选举普及全国之日，商界当不止占三名选举之数”①，表达出孙中山对给予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重视。
    国会两院（参议院、众议院）议员主要依据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选举产生。选举法的特征就是大力排斥资产阶级分子。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在年纳直接税2元以上，有价值500元以上不动产（蒙藏青海除外）。那时“中国税法尚未规定，营业税固已征收，而所得税迄未施行，纳直接税者甚少”，北京临时参议院明确解释“直接税之种类以地丁漕粮为限”。这就使中等社会之人员“断不能包括无遗”，而“商人在中等社会上占大多数之分子”。当时资产者大多租赁房屋经营，北京临时参议院则限定“不动产限于土地、房屋、船舶”②。选举法让相当数量的资本家丧失选举权，土地经营者占有优势。教育资格也限制了一部分资产阶级参与选举。列宁指出：“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议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议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表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③。正式国会排斥资产阶级是近代中国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力量弱小的缩影。加上近代中国议会政治思潮是伴随民族危机出现、发展的，辛亥革命前对议会政治的认识、宣传有着很大缺点。一篇文章就说道：“中国今日救亡之手段，惟在开设国会，以改造责任政府”④，反映出许多人是从救亡角度去认识议会政治效能的。他们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和国家强盛联系起来，对议会的资产阶级性却大为忽视，很少有人注意到给资产阶级选举权的重要意义。因此，选举法排斥资产阶级成为必然结果。
    选举法公布后，全国工商界强烈不满，斥责选举法直摈商民所纳之税厘铺捐及其他公益捐于直接税课之外，显然剥夺一般市民之公权。江苏通崇海泰各商会、上海中华商会联合会、杭州商务总会均电北京临时参议院及国务院，请求选举法“加入各省商会每省额定参议员一人”⑤。北京临时参议院不顾资产阶级吁请，断然拒绝对选举法作出有益于他们的修改。资产阶级是民初中国的新兴阶级，民初议会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立法机关，不仅没给予资产阶级切身利益，反而在选举法中对其排斥。资本家很难当选议员。资产阶级本身的议员为数很少，以致造成议会与资产阶级的严重隔阂。当袁世凯将魔爪伸向革命党人、伸向国会时，竟然得到资产阶级的欢呼。如1914年1月，全国商会联合会、京师商务总会、中央商学会和中国保商会联电袁世凯，抱怨选举法道：“夫代议士与租税为比例，商民担重大之租税，而于国家大计曾未提及，有义务而无权利，五州万国未之前闻。国会议员八百余人，其中有资本而纳税最多者几人？华侨选举其真正殷实商侨有几？言之可痛”⑥，赞同解散国会。失去资产阶级的支持，民初议会成为空中浮萍，与袁世凯等封建势力的斗争就显得力量不足。
    由于共和政体刚刚肇建，人们刚刚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枷锁下解脱出来，议会政治究竟是怎样一种政治制度，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相当陌生。许多人对国会选举颇为冷漠。当时有记者常至田间，“与农夫田父谈于树林之下，语以代议制度之善，及国会选举之不宜草率投票，则皆瞠目而不解，叩其故，则曰：吾人困土匪军队之不暇，何暇及其他”⑦。在南通一些人竟“不知选举为何事，选举为何用，唯觉选举榜上有其大名，恰如旧日之金榜题名而已”。湖北“大众居民对于选举不甚注意”⑧。在湖南，人们对待选举“处处都是很冷淡的”。山东“大部分居民很不感兴趣，参加投票的人数是很少的。因为人们大都对新制度抱着十分冷淡的态度”⑨。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最根本的是封建传统意识毒素颇深；其次是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蒙主要限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圈子内。选举法的财产、教育资格限制剥夺了贫苦群众的选举权。国会竞选在各党派间展开，各党派忽视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宣传、争取。竞选者“所注意的只是那些士绅之类的人……所联系依靠的也是士绅阶层，同广大劳动人民是根本隔绝的”。即便参与竞选议员者在茶馆或其它公共场所作竞选演说，“听讲的人大多是士绅和其他中上层人士。偶尔也有几个农民听讲；但因讲的内容他们听来不感兴趣，所以有的听一会儿就走开了，有的坐在那里也不听”⑩。选举严重脱离了广大劳动人民群众。选举过程中不良现象层出不穷，也影响了群众对议会政治的看法。还值得一提的是民初议会所有议员，均为男性，女子没有参政权。民初议会没有尽可能争取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站在自己一边，是非常重大的失误。
    列宁在1913年5月就警告说：“吸引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来积极支持中华民国这件事还做得很差。如果没有群众的这种支持，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坚定的先进阶级，共和国就不可能是巩固的”（11）。当脱离以工商业者为主的资产阶级、脱离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民初议会失去了强有力的阶级基础，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