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是中日两国近代化运动初期的领导人，比较分析他们近代化思想的同异，对于搞清中日近代化过程和结局不同的原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的近代化思想，大体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前期，但是，在这之前，因为中日两国不同的环境--日本对外来文化，采取虚心理性的态度，而中国则唯我独尊，因而日本能够比中国较早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进；日本分裂割据，政治气氛活跃，中国则是封闭的统一，政治空气沉闷单调，改革势力难以发展，因而日本改革派能够拥有从事试验的根据地。所以，大久保接触西方文明的时间、深度，以及从事近代化试验的时间、规模，均超过李鸿章，这对他们二人近代化思想水平的高低，自然有着直接的影响。下面分三个部分来解析他们近代化思想的同异。
    一、近代化的第一步--“开明专制”
    李鸿章与大久保都认为，在近代化初期，只有“开明专制”政体，才能维持政局的稳定，才能集中全国的力量，上下一心地投入近代化活动，这是近代化的前提。由于两国国情不同，大久保是在“开明”的基础上追求”专制”，而李鸿章则是在“专制”的环境里追求“开明”，这就决定了两人所主持的近代化活动的命运。结果，大久保取得了成功，李鸿章遭到失败。
    在1873年大久保当政之前，日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近代化。因为明治初期的政府要员，尽管相互间意见纷歧，存在派系矛盾，但或多或少都带有改革色彩，即便是西乡隆盛，也算是半个改革派。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便是“破旧有之陋习……求知于世界，以大振皇基”①。1872年，政府颁布了《学制》，各地普设西式中小学，要求“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从而开化了世风，使得整个国家都认识到近代化的迫切性。但是，就近代化第一步如何进展问题，朝野各方，争论不休。有些人认为西方的强大，得益于良好的民主政体，所以，近代化的第一步应该先从民主化做起，这种意见在政府内部渐占上风②。大众保等人从实际操作的角度，认为“确立一个有权威的政府”是“当务之急”③，政府如果无权，一切改革皆无从谈起。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招致政权机构与政策，变幻不定。大久保慨叹当时的情况是，“今日是今日，明朝归明朝”，常常是“昨是今非”④。这样，为了明确未来的改革方案与步骤，明治政府排除一切困难于1871年底毅然派大久保、木户孝允等人组成使节团，奔赴西方，实地考察。通过近两年对西方各国政治经济的详细调查与研究，大久保等人认为，日本今后的奋斗目标与手段是“用俾斯麦的强权，缔造英国式的富强”⑤。
    1873年11月，大久保向政府提交了一份《立宪政体建议书》，他认为：第一、“政体乃建国之干，为政之本，至高至大”，如果政府软弱无力，一切皆无从谈起。所以，近代化首先要从体制着手。第二、国情不同，政体亦有不同，不可盲目搬用。民主共和政体，尽管“最得天理”，但只适合美国那样“无宿弊”的移民之国。君主政体尽管易致“废立篡夺”，但若有明君良辅，也可达到“一时之治”，它适用民众皆朦昧无知的国家。第三、日本将来的趋势必然是君主立宪政体，但达到这一目标，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第四、为了保证近代化的进行，目前只能暂行专制政体。因为无论何种政体，“在处理百端事务时，都必须保证有独立不羁，断然行事之权”，否则，“众论百出，异说纷纷”，必使政府“丧失缓急轻重，与前进方向”。所以，根据目前的民智以及迫切的施政任务，不能不“因袭旧套，实行专制政体”。总之，专制政体仍“适用于日本的今日”⑥。也就是说，要想完成近代化的任务，在日本必须建立“强权政治”，这是近代化成败的关键。
    下面看看李鸿章是如何认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的。
    当时中国的局面，同日本相反，中国政府的权力是专制集中的，但它缺少的恰恰是“开明”，也就是近代化的决心。1840年以前，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唯我独尊，余皆蛮夷”的自我陶醉之中。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才由林则徐等少数知识分子发出了微弱的近代化的呼声，但不久即归于沉寂，社会“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⑦。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于遭到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空前沉重的打击，又由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同西洋文明的接触，中国官场才产生出一批主张借西法自强的洋务派，如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但是，当时的政权主要掌握在只知弄权，不知天下大势的慈禧太后以及一帮反对近代化的顽固派手中。而且在洋务派中，真正称得上是近代化派的，只有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数人。至于一般民间知识分子，仍然热中科举，不问时事，绝大部分人都站到近代化的反对派一边。也就是说当时整个中国社会均不以近代化为然。
    当时中国近代化派内部，对于近代化第一步问题，同日本一样，也颇有争议，只是分歧程度不同而已。郭嵩焘、张树声认为：“泰西富强，具有本末，主议院，新风俗是治国之本”，其它一切都是末。如果“习其末而缓图其本，但宜小试而决不宜大举”⑧。李鸿章、丁日昌等人则不以为然。李鸿章认为：“西化为必须，但不能行之过急”⑨，“华人之效西法，如寒极而春至，须迁延忍耐，不断加温”⑩，民主政治化，属于近代化步骤中的“大者，远者”（11），非当务之急。中国近代化的关键是要使整个社会确立近代化的决心，即“使天下有志之士无不明洋务，庶练兵、制器、造船等事，可期逐渐增强”，否则，即便有完美的近代化方案，“犹画饼也”（12）。日本的近代化运动之所以进展迅速，他认为在于“上自大君主持而臣民一心”（13），而中国则是“解事人少，而办事人尤少”（14），举国上下均反对近代化。因而“朝廷每欲变计，亦恐部议有阻之者，时论有惑之者，疆吏有拘泥苟且而不敢信从者”（15）。正如孙中山所说，每办一事，“不知之辈必竭力阻挠--此中国极大病源也”（16）。另外，当时不少较为了解中国国情的外籍人士也都持同样的看法（17）。
    中日两国社会对于近代化第一步的讨论，中国远不如日本广泛、深刻，因而对这个问题的阐述，大久保比李鸿章来得深入、具体。但是，同大久保一样，李鸿章并不认为民主政治化是近代化的关键。在中国，使专制政权“开明化”，下定近代化的决心，承担起领导近代化的职责是近代化的前提。
    实际上，东亚成功实现近代化的国家和地区，除日本外，还有韩国、新加坡及中国的台湾地区，它们在近代初期，无不未行“开明专制”。而且，世界史上也从未有过，在封建的乃至原始农业经济的基础上于近代化初期就成功地建立起民主政治的先例（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