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开明专制”的计划，大久保与李鸿章都努力付诸实践。
    1873年底，大久保西行归国后立即展开了重组政府的活动。首先在“征韩论”争议中，他运用娴熟的政治手腕，使政权转移到以他为首的清一色的改革派之手。然后以迅雷之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应近代化的需要，建立了一个权力集中的“大久保政权”。内务省成为新的权力中心，内设警保、劝业、户籍、驿递、土木、地理等寮司，各府县的地方长官直听命于内务省，内务卿由大久保亲自担任。大久保将内务省的劝业、警保二寮列为一等寮，其意图是，领导劝业寮并会同大藏、工部等省，全力推动日本的经济近代化；领导警保寮并会同司法、陆海军等省，清除不安定因素，维持国内秩序的稳定，为近代化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19）。这样，大久保就完成了他所强调的，开展近代化的前提工作--建立一个由近代化派控制的、权力集中的开明专制政体。
    在中国，为了使专制政府确立近代化的决心，李鸿章一方面向朝廷中枢，屡屡痛陈世界局势的变化，力主变法。在六十年代，他便指出：“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中国不能继续“拘牵旧制”（20）。到七十年代，更是语出惊人，“当今之世乃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当今的敌人也是“数千年未有之强敌”。“轮船电极之速，瞬息千里”，“炮弹所到，无坚不摧”，列强的势力业已深入到中国内地，远非以前游牧民族的威胁所比。而且“洋人论势不论理”，因而“叠次办案，无非委屈将就”，更可虑的是，放眼未来，“交涉之事日繁，在在皆可生事”。所以，今日的中国，“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不变通则“和亦不可持久”，今日需要“力破陈见，讲求实际”，“师彼之长，去我之短”。另一方面，他主张普及西学，使国人认识世界时局之剧变，从而支持近代化事业。他以为当时普通国民所以麻木不仁，是因为国家以科举取才使知识人士皆埋头于《四书五经》。所以，必须速废科举，普及西学，“即使科目不能骤变，时文不能遽废”，考试功令也要“稍加变通”，“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学习“为民生日用、军器制作之源”的“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等”，使学习西学之人“与正途出身无异”。这样，才能使天下有志之士都能深明时局，才能使整个中国确立近代化的决心。如果朝廷“变法于洋”，“开用人之途”（21），中国形成了“倾国考求西法”局面（22），那么，“二十年当可见自强之功效”（23）。
    尽管李鸿章的主张比较温和，尽管他对中国面临的危局和变法迫切性的论证极为痛切，但清廷并未接受他的方案。“廷臣会议，不置可否”，连号称开明的文祥，亦“目笑存之”（24），以为他危言耸听。中国一直到1901年李鸿章死后才逐渐下定近代化的决心，但此时的清廷已失尽人心，摇摇欲坠了。
    近代化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只能循序渐进，第一步受阻，第二步必然无法实施。如果一个国家根本就不愿近代化，那么，一切都是枉然。由于大久保在日本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开明专制政体，日本形成了一个万众一心大搞近代化的热潮。而李鸿章则未能达到目的，中国的专制始终没有“开明化”，始终没有下定近代化的决心，顽固派始终百般阻挠少数人主持的近代化活动。这样，李鸿章与大久保所主持的中日近代化活动的命运，也就由此判定。
    二、近代化的第二步--经济工业化
    大久保与李鸿章都认为，近代化活动的核心工作是工业化。但是大久保的殖产兴业运动完全以民办为中心，而李鸿章虽然欢迎民办实业的发展，但未认识到它的关键作用。在实践中，大久保的近代化活动进展顺利，成效显著，而李鸿章则步履维艰，收效甚微。
    1874年，大久保向政府提交了一份日本经济近代化的总方案--《殖产兴业建议书》。开篇即言：“大凡国家之强弱，系于人民之贫富，而人民之贫富，系于物产之多寡，物产之多寡，系于人民是否勉力于工业”。所以，今后，“无论工业物产，还是水陆交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业，政府要参照日本的风土人情，民众智慧，制定发展方略，要把它作为一切政策的核心”（25）。具体而言，“繁殖物产，兴盛贸易”，包括“农工商三业”。农业方面，精选粮种畜种，“或从欧美各国选购良种”，“开垦荒地，兴建牧场”，“改良农机具，以节人力”等。工业方面，改进工艺，开设工场，“设立屑丝、纺绩、罗沙、毛布等轻工业制造工场，改良蚕丝、制茶、漆器、陶器等工艺制作”，从而“使各官省用品到人民需求之物，均不靠海输船载”。在商留方面，“限制海外进口”，“振兴国内商业，奖励输出”等等（26）。
    在这场殖产兴业运动中，政府应“补民智所不及，助民力之不足，予之以贷款，予之以扶植”（27）。只要政策得当，“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并非难事”，“我国处于大有可为之秋”（28）。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久保全面展开了“殖产兴业”运动。在农牧业方面，他以为“农是本帮根基，百事皆依之而成”，是当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此，他采取一系列发展农牧业的措施：其一，政府制定优惠政策，组织无业士族赴东北垦荒（29）。其二，设立农作物试验所及农校，如“三田种育场”、“驹场农学校”等（30），以改进农牧生产技术。其三，适当减免地税，以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1）。其四，设立“下总种畜场”，引进欧美优质畜种，从事牧畜生产试验等（32）。在商留方面，由于民力薄弱，他认为若全由民办，“实施极难”，如果官办，则“易生冗费”，效率低下，而且有损民众利益。经过反复权衡，他主张“官督商办”，即政府在资金、政策方面，对私人业主予以资助、扶持，政府只对公司账目监督，而其它方面均由私人业主自理。待公司成长到可以独立运营阶段，便撤回监督与资助，使其完全独立（33）。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如对“三菱”航运公司的扶植。前后六年，政府每年以2.4%的税收支持该公司，以致“三菱”旺盛发展（34）。另外，创办了一家外贸公司，收购产品，以免“滞壅之患”（35）。在工业方面，他将兴业重点转往投资少、见效快的轻纺行业，尤其注重缫丝业。为此，他在想方设法改进种桑养蚕技术的同时，又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改造老厂，兴建“新町缫丝厂”，从而使生丝加工很快成为日本外贸创汇的主要来源（36）。另外，为了向民众提供低息贷款，大久保政府颁布了《日本银行改定条例》，鼓励私人设立银行，从而引发了金融投资热。截止1880年，日本公私银行共有153家，而其中114家为1878年以后设立（37），这就为八十年代的工业革命提供了及时、必要的资金。为了“开人智、进工艺”，明治八年大久保又主持设立东京博物馆（38）。此外，为了将日本的产品推向世界，还亲自挂帅，参加美国世界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并主持了第一届国内劝业博览会等。
    相对大久保的经济近代化方案与活动来说，李鸿章就显得颇为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