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60年代，对于工业化，李鸿章只是以为，“中国的富商大贾必有仿求洋机器以求利益者”（39）。到70年代，他才明确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关键，“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当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而中国尽管幅员辽阔，但“百方罗掘、仍不足用”。所以，必须学习西洋，“择其要者逐渐仿行”（40），要想强大国家，则“莫如振商务”（41）。对于民办工商业的发展，李鸿章也表示支持，认为“必富在民生而国本益固”（42），主张“须官为扶持”等等（43）。
    关于李鸿章经济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国内史学界论述甚详，此地不再细述，只作概论。李鸿章把经济近代化的重点放在矿冶、交通、电讯等方面，轻纺工业只是至80年代才开始筹划。他先后创办了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津唐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等第一批中国近代工矿企业。在外贸方面，李鸿章虽认为：“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亦可逐渐收回”（44），但在这方面筹划甚少，无什作为。对于银行、博物馆，李鸿章也有创设之议，但都没有结果。
    从大久保与李鸿章的经济近代化思想与活动来看，他们都放弃了东方的农本主义，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而且都主张，至少是不反对以民办的方式发展工业，认为只有民众的富足，才有国家的强大，政府应有计划地扶植工商业的发展。也就是从本质上讲，两人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又存在不少差异，而且是水平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久保十分明确地把“劝民殖产”放在核心位置，认为政府的作用是引导扶植，他反对官方垄断一切。而李鸿章，尽管在60年代就已提出，除“铸钱、军火设禁”之外（45），发展民办工业，并对广东梁云汉、天津吴崇仁等人兴办私营公司，袁世凯招集商股赴朝鲜贸易，都积极支持。应该说他并非一味主张“官督商办”，是欢迎民办实业的。但是，他没有象大久保那样认识到只有民办，才能以最高的效率与速度实现工业化。因而，他从未主动扶植出一批民办企业。他创办的官督商办企业，本来大多经营良好，但他未能象大久保那样，适当放开官方的监督，让其拥有较多的自主权，结果纷纷衰颓。
    第二、大久保的方案比较科学、实用，而李鸿章的则比较盲目。大久保将事业重点放在经办甚易的轻纺、外贸、农业等领域，因而进展顺利。而李鸿章则将有限的人力与资金放在矿山开采、铁路修筑等当时并不急需，而且耗资巨大、筹办艰难的项目上，结果进展缓慢。实际上，相对而言，轻工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都很大，中国可供出口的土特产也远比日本丰富，而机器织布局到90年代才开机生产，外贸方面就更无成就。
    第三、大久保的方案与措施有较强的系统性，李鸿章的则比较零散。大久保以“民办”为中心，以官办示范与重金资助相结合，扶植私人企业，而且还努力为民办企业的发展创造环境，诸如兴建博物馆、开设银行、疏通流通渠道等等，各项措施相辅相成。而李鸿章兴办的电信、交通、矿冶等事业，相互间少有必然的经济联系。
    另外，比较两人实现经济近代化的过程，则又可以发现，其一，双方所碰到的阻力不同，这是决定双方命运的关键。大久保在日本建立了一个决心近代化、举国一致的开明专制体制，因而他的近代化活动是比较随心所欲、雷厉风行的。而中国不然，因为中国的专制政治未能“开明化”，支配中国政坛的顽固势力排斥近代化，因而李鸿章“尽其力所能为而已”（46），勉强进行经济近代化活动，处处受到阻挠、掣肘。所兴各业，从筹划到完成，少则五年，多则十年、二十年，而日本完成整个国家的近代化，也不过二十二年。其二，双方人才阵容不一。日本中枢有大久保以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等一批决心近代化的、精干的官僚，社会上更有大批归国留学生，或本国中小学堂培养出的学贯东西的多种人才。因此，日本才有大久保那样完善系统的近代化思想以及近代化活动的成功。而中国则不然，即使在洋务派大员中，只有李鸿章、丁日昌、郭嵩焘等数人，算是近代化论者，但他们非决策人物。致于沈荷桢，“识见不广”（47），左宗棠更是“老生常谈”（48）。在社会上，一般知识分子均热中科举仕途，因而熟知世界大势、精通近代工商管理以及近代科技的人才廖廖无几（49）。正因为上述环境，李鸿章才会犯种种错误，尽管李鸿章的思想也可谓是当时先进人士集体智慧的结晶。
    就双方近代化活动的社会效果而言，大久保当政时间尽管短暂，1978年5月便遇刺身亡，但他的一系列措施已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大久保生前就说，“人智渐开，物产渐丰，商业渐隆，骎骎乎，百事日趋上进开明”（50）。1878年，日本就开始了金融领域的投资热。1881年，从纺织工业入手，又开始了遍及各业的工业革命。至90年代末，就基本上完成了经济领域的近代化任务。李鸿章尽管执政较长，但他的经济近代化活动收效甚微。李鸿章本人也一直悲观，认为自己所做的事不过是“仿求一二”，而且还“势难遂成”（51），“功效茫于捕风”（52），因而“东西各国，一一蒸蒸日上”（53），中国却是“天下大局日难一日”，“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54）。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李鸿章与大久保利通成败的主要原因所在了。
    三、近代化的第三步--民主政治化
    大久保与李鸿章都认为政治民主化是中日两国发展的方向，都自觉不自觉地将它置于经济近代化之后，把它作为近代化的第三步。但是，大久保的政治民主化思想较为具体，而且还试探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而李鸿章则所论甚少，更无行动。
    大久保在《立宪政体建议书》中，已经为日本政治的近代化，通盘考虑，拟定了一个全面的方案。他认为当时日本必须实行开明专制政体，但是将来必然要行民主政体，根据日本的国情，以君主立宪制为最佳。他说日本的民风现已“处半开化状态”，人民“慕欧美文明之余风”，因而君主政体不可守（55），但又由于日本人民“久安封建压迫，养成愚陋偏僻之性”，“万万不及开化已久的法美诸国”（56），因而共和政体也不适用。日本只能搞“君民共治”，即“君民共议、制定不拔之国宪”，“上定君权，下限民权”，还要实行三权分立等。只是应根据“时势的变化，渐树立宪根基”。要学习普鲁士、英国等先例，“实施立宪政治时，也必须从推行地方自治制度开始”（57）。总之，只有采取渐进方式，待一切运行成熟后，才能颁行宪法，实现民主政治化。
    大久保在短暂的任期之内，主要采用强权来稳定国家的局势，以集中全国力量的方法来推行他视为首要任务的经济近代化工作，但是为了安抚激进派，也为了将来的民主政治，在不影响政府权力运作的前提下采取了一些初步的民主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