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殖民地金银开采，大部分由西班牙塞维利亚巨商所控制。一般由西班牙巨商派代表驻墨西哥城和利马城，负责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包括贵金属在内）。这些批发商往往借给矿主资金，由矿主租用大地产主土地（如在委托监护区内），并利用印第安人、黑人、某些白人进行开采。在开采中，西班牙殖民者很重视从国外引进采矿技术。他们不仅在新西班牙建立矿业学校，而且还邀请外国采矿专家临场考察指导。在新西班牙矿区，已使用抽水机排水，牲畜拖拉绞盘机运送矿石，以机器粉碎矿石，并能使用木炭熔炉和手拉风箱等先进的提炼工具。1556年以后，又采用德国人发明的汞剂炼银法，以取代印第安人的传统炼银法，更提高了炼银劳动生产率。秘鲁和新西班牙的采银规模很大，新西班牙的瓜那华托和秘鲁的波托西矿城曾驰名于全世界。在殖民统治末期，新西班牙有10个最大的矿山，平均每座矿山达1，000人，固定资产达100万比索。[①c]其中墨西哥瓜那华托的巴伦西亚纳矿，于18世纪90年代曾使用3，000人，它有4个矿井和许多生产管道穿过矿脉，很象一个地下城。石砌结构的八面形中央矿井周长32码，井深600码，由8只骡子拉的绞车带动运输矿石。仅矿井的切割和涂抹就耗资100多万比索。就劳动力和投资而言，欧洲几乎没有什么企业可与其伦比。[②c]在300余年的殖民统治期间，宗主国对美洲贵金属进行大肆掠夺，总计掠夺黄金250万公斤，白银1亿公斤。
    贵金属的开采不仅满足了宗主国的私欲，而且使美洲人发了财。随着岁月的流逝，原来殖民者的后裔土白人逐渐成为“美洲人”。他们继承祖业，挖井开矿，剥削劳工的血汗，积累了大量财富。“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前后，波托西的一些大矿场主在女儿结婚时，妆奁很少在五十万比索以下”。[③c]“有一个土生白人矿场主，为了迎接新总督来利马，竟用金子铺了一个十字路口”。[④c]这些矿场主，除将一部分财富用于奢侈消费或投资土地外，还用于矿场的扩大再生产，具有资本原始积累的性质。他们成为美洲人中“带有资本家性质”的第一批矿主。
    同时，贵金属的开采和货币流通冲击了人与人之间的依附关系，在美洲殖民地矿区首先出现了雇佣劳动。早在前哥伦布时期，美洲社会存在着一种土著仆役：这些土著仆役是属于不完全承担公社社员义务和享受公社社员权利而直接依附于权贵们的公社社员。在殖民时期初期，另有一部分印第安人为逃避委托监护制的沉重劳役，逐渐依附于西班牙权贵，实际上亦成了西班牙权贵们的仆役，并按规定领取一定报酬。1542年和1548年西班牙王室先后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西班牙入侵初期曾将印第安人沦为奴隶），许多获得自由的印第安奴隶亦加入了土著仆役队伍。到16世纪中叶，有大量土著仆役在货币经济的诱惑下，到达萨卡特卡斯和波托西等矿山，成为美洲殖民地的“第一批工资劳动者。[⑤c]据1597年新西班牙对矿山劳动力结构的统计，矿山总人数为9，143人，其中土著仆役有6，261名，占总数的68.5%；米达工（印第安人劳役者）为1，619人，占17.7%；黑奴有1，262人，占13.8%。[①d]
    货币经济的发展还直接冲击了西班牙在美洲推行的劳役分派制（1550至1632年）逐渐使它向雇佣劳动制转化。劳役分派制是西班牙在美洲推行的一种劳役制（亦称米达制）。按规定，印第安村社每年必须从18至50岁的交纳贡赋的印第安男性公民中按一定比例抽调人员，分派到矿山、作坊或农村从事一定时间的劳役。王室并将资本主义工资制移植到劳役分派制，规定雇主必须付给米达工一定报酬，这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性劳役制度。它主要推行于新西班牙中部、秘鲁波托西和新格拉纳达银矿、智利和秘鲁基多的金矿以及秘鲁万卡佛利卡汞矿。到矿山服役的“米达工”，一旦服役期满，必须立即返回村社。但矿主们却为了提高生产率，仍需要熟练劳动者和技工，便采取措施，以致不惜以提高工资的办法来鼓励米达工继续留下来工作。米达工为了多挣工资、摆脱今后的劳役，便想方设法继续留在矿山。据秘鲁波托西矿山1603年的统计，在波托西劳动的有11，000-12，000名，其中约有4，500名为米达工，其余均为摆脱劳役的雇工“明加”（Mingas），约占总数的2/3。[②d]“明加”有一定人身自由，且工资一般要比米达工高出5倍。当时矿山的米达工工资每周为17里雷尔，而明加每周为88里雷尔。
    货币亦进一步激发了西班牙殖民者的更大私欲，推动他们对当时实行的贡赋制度进行改革，促进殖民地更多的印第安人加入工资劳动者队伍。1549年，殖民当局规定把原来征收单一的实物贡赋制改为征收实物和银币的贡赋制，尔后银币贡赋并逐渐代替了实物贡赋。印第安村社为交纳规定的银币贡赋，只得派村社社员外出打工。例如，从1559年起，秘鲁基奎托省的印第安村社为交纳18，000比索的贡赋，需每年派500人前往矿山劳动。有的村社则派人充当西班牙商人的运输工、或去城镇充当建筑工等等。这些赴矿山、城镇的印第安人有些为季节工，农闲到矿山、城镇，农忙回村社，以求两者相顾。据秘鲁中部高原矿山统计，1791年共雇佣8，875名矿工，其中只有3926名为长期工，其余均为季节工。[③d]
    除使用印第安人雇工外，从1545年起新西班牙殖民者就开始雇佣白色工人劳动。随着移民的增多，白种人、墨拉托人、梅斯蒂索人等等的雇佣劳动者亦越来越多。到殖民时期末叶，工资劳动者已成为西班牙美洲的普遍现象。就以米达制盛行的秘鲁波托西矿山来说，1794年波托西矿山有4，070名采矿工，1504名提炼工，总计5，574名矿工，其中工资劳动者就占3/4。[④d]
    与西班牙美洲矿山的情况迥然不同，葡萄牙殖民地巴西由于缺乏印第安人劳力，缺乏货币支付手段，尽管开采黄金的规模很大，到18世纪末黄金产量已占世界黄金产量的一半，[⑤d]但矿山仍然大多数使用强迫性的黑奴劳动。到19世纪初，在巴西55个矿里总共有56，662名矿工，其中只有169名为自由民，而56，493名均为奴隶。[⑥d]由此可见，在殖民时期的巴西矿山开采中，资本主义因素还远远不如西班牙美洲地区。
    采矿业的兴起，推动了矿城的不断出现和城市人口的急速增加。为满足城镇、矿区人们的需要，殖民地的工业和手工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资本主义在这一领域里开始萌芽。
    美洲殖民地手工业发展很早，但发展速度很慢，主要原因是由于宗主国为维护本国工业生产，企图垄断殖民地市场，推销本国工业品，而严格禁止殖民地工业与本国工业竞争。但从16世纪末叶起，由于美洲殖民地人口猛增，人们对工业日用品的需求越来越大，而西班牙外交屡屡失利，大西洋航行经常受到侵扰，本国工业品已远远不能满足殖民地需求，王室于是不得不放宽对殖民地工业的限制，从而殖民地工业和手工业就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在17世纪，美洲殖民地已逐步形成以北部新西班牙的普埃布拉和南部秘鲁基多为中心的棉织业基地。基多工场、作坊全部都建立在农村的大牧羊场或印第安村社，主要生产优质棉布，供应利马城，而到18世纪90年代转为纺织粗呢绒，主要供应新格拉纳达。普埃布拉作坊座落在城市，专门生产优质长披肩和光泽如丝的棉织品。他们从维拉克鲁斯购买棉花，然后交给大批独立的织工进行生产，其产品主要供应墨西哥城。1790-1805年普埃布拉每年向墨西哥城供应100万磅以上的棉布。普埃布拉和基多的棉织品曾畅销于整个西班牙美洲。17世纪被誉为“普埃布拉和基多工场的黄金时代，是他们的优质呢绒遍布帝国全境的‘黄金时代’”。[①e]
    到18世纪上半叶，普埃布拉和基多的棉织工业遭到欧洲和美洲其他城市工业的激烈竞争。当时新西班牙的瓜达拉哈拉和克雷塔罗等已形成新的棉织中心。克雷塔罗因接近原料产地科阿韦拉和新莱昂，靠近北部矿业城镇，优先于普埃布拉。到1790年克雷塔罗的人口超过3万，成为主要制造业中心，纺织工至少拥有3，300名，分布18个生产精制的呢绒、南美披肩及毛毯的工场和327个以织粗布为主的小作坊以及一些烟草专卖厂。19世纪初瓜达拉哈拉有工场和作坊100个包括皮革企业在内年产值到300万比索。到19世纪初，新西班牙制造业年产值达55，386百万比索，占农业、矿业和制造业年产总值的29%。[②e]1801年新西班牙拥有纺织机7，809台，1810年约有6万人从事纺织业生产。继基多以后，秘鲁的卡哈马尔卡、库斯科、科恰班巴等亦为新的棉织中心。秘鲁的科恰班巴1788年从事纺织业的工人达2，000余名，1798年增加为8，000名，10年间增加4倍，每年用棉100万磅。18世纪末，秘鲁纺织工场达400家。同时，纺织工业在拉普拉塔和智利等边缘地区亦迅速发展着。总之，到18世纪末，北起瓜达拉哈拉、南至阿根廷的土库曼，无论是印第安人聚居的村落，或是西班牙人聚居的城市，到处都可以看到用棉花、羊毛或骆马毛作原料的纺织作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