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班牙在殖民地执行重商主义政策，或称为垄断性重商主义政策。西班牙王室提出，殖民地的商业将受宗主国的严格控制，一切同宗主国利益不相符的贸易往来均视为非法，殖民地只能同宗主国进行贸易，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必须受到严厉限制，外国船只只有经过西班牙政府的许可才能靠岸，否则被视为非法。王室为垄断宗主国与殖民地贸易专门于1502年在塞维利亚成立“商业局”，管理和监督此类贸易；塞维利亚巨商委派家族成员或亲戚前往墨西哥城和利马作为批发商，经办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事宜；再由驻墨西哥城和利马的批发商委派代理人赴殖民地各省、市和矿城，具体办理殖民地贸易事务。上自宗主国的商业局，下至各省市、矿城的商业代理人构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商业网络，并将殖民地商业逐渐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
    从1543年至17世纪下半叶，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实行由舰队保护下的“双船队制”。双船队制到1778年后逐渐废除。到18世纪50年代末，西班牙势力日渐衰落，由国王卡洛斯三世继位（1759-1788年）。卡洛斯三世励精图治，先后对西班牙和殖民地政治、经济进行全面改革。1778年颁布“自由贸易法令”，先后开放13个西班牙港口和22个美洲殖民地港口，使西班牙与殖民地贸易于1778至1788年10年间增加7倍，此期间被誉为殖民地贸易的“黄金时代”。卡洛斯三世改革促进了西属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的发展。
    殖民地与宗主国贸易带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宗主国向美洲殖民地输出的主要是产自欧洲和宗主国的工业品，而美洲殖民地向宗主国输出的主要是农矿产品。根据加的斯统计，1717至1778年美洲向西班牙输出的金、银矿产品占输出总值的77.6%，而其余货物主要是烟草、可可、糖、靛蓝和胭脂红。[①h]又如1790至1820年，新西班牙平均每年向西班牙输出11百万比索，而银占75.4%，胭脂红占12.4%，其余为糖。[②h]西班牙仍然保持着一个欧洲“附庸国”的地位：一方面，欧洲国家的代理商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西班牙与殖民地的贸易领导机构，据1751年统计，在加的斯的本国代理商为218人，而外国代理商竟达162人，包括法国、热那亚、荷兰及英国等代理商；另方面，欧洲国家商品在西班牙和美洲殖民地贸易中又占有重要比重，据1792年统计，西班牙向美洲殖民地输出商品总值达21.47百万比索，其中西班牙本国生产的商品值为11.15百万比索，而外国生产的商品值10.32百万比索，西班牙的贸易逆差竟达15.9百万比索。[③h]西班牙只得依靠美洲殖民地输入的农矿产品转输到欧洲市场，以偿还这些贸易逆差。从而西班牙亦被人们称为“漏斗式的国家”。
    从美洲殖民地与宗主国西班牙贸易关系、西班牙与欧洲国家的贸易关系中可以看出，欧洲国家、宗主国西班牙和西班牙美洲虽然同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但不属于同一层次：欧洲国家居首、宗主国西班牙居中，而美洲西班牙则居后。这说明，属于同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亦截然不同，故不能以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来确定某地区、某国家的经济性质。
    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殖民时期拉丁美洲资本主义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殖民时期拉丁美洲资本主义萌芽具有“突发性”。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端于16世纪中叶的矿业生产中，即西班牙王室于1542年和1548年废除印第安人奴隶制、1549年实行贡赋制改革和1550年宣布实行劳役分派制时期。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之所以发端于16世纪中叶，率先发端于矿业而不在手工业，这不是拉丁美洲经过长期孕育的社会发展的内在产物，而是西、葡殖民地勒索拉丁美洲贵金属的畸形发展的结果，所以它具有“早产性”和“突发性”。
    第二，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端于具有封建主义性质的殖民统治时期，它在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必然具有“缓慢而长期发展的特点”。由于它萌发于殖民时期，宗主国长期来禁止殖民地发展工业经济，使殖民地长期停留在发展商业资本的低层次阶段；宗主国对殖民地的大肆掠夺，严重妨碍了殖民地资本原始积累，影响美洲资产者的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由于它萌发于宗主国的“新封建主义”[①i]制度下，殖民地政治的滞后，严重束缚了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这在卡洛斯三世改革以前已明显地表露出来。正是在这种新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束缚下，使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具有“缓慢性”、“长期性”。
    第三，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具有严重的“依附性”。拉丁美洲资本主义萌发于殖民时期，虽然萌生很早，但宗主国为了自己的私利，在拉丁美洲推行单一种植制或从事某一专业生产确立了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外贸模式，使资本主义还没有得到一定发展时就被过早地纳入以欧洲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体系。幼年的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对欧洲工业国毫无竞争能力，逐渐丧失了它独立发展的时机，而只能按欧洲资本主义发展轨迹运行，从而对以欧洲工业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依附性”。
    第四，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发展具有诸多经济因素的“共生性”。就以劳动者来说，欧洲国家的工人一般来源于破了产而获得自由的小生产者（主要是农民），但拉丁美洲工资劳动者一则来源于外来移民，另则来源于通过强迫摊派而来的印第安居民，再则来源于有一定自由的白人、印第安人和各种混血种人。在这些工资劳动者之中，有的是契约工，如早期欧洲移民；有的仅得到“名义”工资，如米达工；有的仍同土地保持千丝万缕联系，如印第安季节工及为交纳贡赋而打工的印第安人；有的仍同雇主保持一定人身依附关系，如债役农；还有的是些身份游移不定者，此时是工资劳动者，彼时又是债役农，等等。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因素的“共生性”，在工资劳动者身上得到充分体现。所以，殖民时期的美洲工资劳动者：一般说来，这些并非现代独立工人阶级的开端。正因为如此，许多西方学者称其为“工资劳动者（Wage Labour）”或称其为“次等工人（Underworker）”，以同“现代工人”有所区别。再以庄园主和种植园主来说，情况亦很复杂。总的来说，庄园每年生产的农产品较多，但出口数量较少，反映出庄园大都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有些庄园，特别是种植园是为市场而生产，虽具有资本主义因素，但从总体上说仍是前资本主义因素占主导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庄园主或种植园主可以称其为“资本家”；但种植园大多以奴隶生产，庄园最终大多以债役农生产，实际上又是“债役主”、“奴隶主”；就土地占有情况来说，他们又是不折不扣的“地主”。他们溶“资本家”、“奴隶主”、“地主”于一身，与其称其为“资本家”、或“地主”、抑或“奴隶主”，还不如仍旧称其为“庄园主”或“种植园主”。以上说明，无论是拉丁美洲的“工资劳动者”，或是“庄园主”和“种植园主”，都有其特定内涵，有其复杂的“共生性”。忽略其“共生性”，必然会出现偏差。
    综上所述，在殖民统治时期，拉丁美洲资本主义已在矿业、手工业、农业和商业等各个经济领域开始萌芽，有些地方特别是在新西班牙和秘鲁资本主义已得到了一定发展。但亦必须清楚看到，拉丁美洲资本主义仍处于商业资本的低层次发展阶段，并受到殖民主义和各种前资本主义桎梏的种种压制和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