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坚持打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还必须采取灵活机动的多样化的战术，才能取得战争胜利。这里仅对刘铭传采取的几种战术略作如下说明：
    1，诱敌深入，打“地营”战。
    在法军第一次进攻基隆时，凭借船坚炮利，顷刻间便使守军陷入“炮台既毁，我不能支”的窘境。刘铭传很快意识到“非诱之陆战不足以折彼凶锋”，从而立即“将海滨难守各营，饬移后山，以避敌炮”〔16〕。所以，在法军第二次进攻基隆时，便主动移军扼守狮球岭，构筑工事，建立起既可守又能攻的阵地，这就是清军在中法战争中，逐渐形成的攻守结合的“地营”战术。“地营”战术，克服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军所采用的以岸防为主的作战方式，“化呆着为活着”，“化门户为堂奥”，扩大了防御纵深，改善了防御态势，在反侵略战争中起了积极作用。
    2，避实就虚，打运动战。
    反侵略的民族自卫战争，就本质上说，是防御战。防御战既有消极的防御，又有积极的防御。两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大多是固守口岸的消极防御，所以总是被动挨打，屡遭失败。那么，能否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呢？这正是刘铭传着力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在作战实践中开始认识到，要实行积极防御，就必须采用机动灵活的战术，这就是他成功采用的避实就虚打运动战的战术。当时法军虽同时在基隆和沪尾布阵，但相对说沪尾兵力少而弱，且基隆有山险可据。沪尾敌军不仅少而弱，且地势平坦，无险可扼。加之沪尾距台北较近，战略地位重要。因此，有必要将基隆守军主力向沪尾运动，乘敌不备，从其薄弱的一翼加以突破，打乱敌人部署，使其由主动进攻变为被动挨打地位。
    3，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西方国家一般都把拿破仑的战略思想奉为圣明，遵循“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求所有的部队在战场上集中好了之后才进行会战”。〔17〕在两次鸦片战争乃至这次中法战争中，列强对我国沿海进攻时，都是采用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清军则恰恰是处处设防，平均使用兵力，这是造成清军屡屡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失败中，当时一些具有战略思想的将领或者有识之士，渐渐认识到清廷在战争指挥上的失误。为了改变这一情况，刘铭传一开始就提出重点防守的思想，并进而提出“用兵之道贵合而不宜分”〔18〕的作战原则。他的撤基援沪的战略决策，就是他的“用兵之道贵合而不宜分”的作战原则的体现。他将有限的兵力，在更大程度上集中在沪尾，就使得沪尾的防御力量得到加强，使敌我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使自己由弱变强，这就为歼灭敌人创造了条件。由于一举歼灭了在沪尾的敌人有生力量，不仅打破了敌人妄图断绝守军的后路的梦想，而且迫使敌人不敢从基隆调大批兵力援沪，最后被困在基隆狭小地区而不敢轻举妄动，直到撤离基隆。后来薛福成也正是采用了这一战略战术，继沪尾大捷又取得镇海战役的重大胜利。〔19〕
    第三，那么，刘铭传成功运用上述战略战术的奥秘是什么呢？为了澄清人们对刘铭传抗法保台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的误解和非议，似乎很有必要对刘铭传成功运用战略战术的奥秘作一番探讨，亦即再作深一步的研究。笔者认为主要有这三个奥秘：
    奥秘之一，是将传统的战略战术与近代的先进的战略战术，有机结合运用的结果。刘铭传比较早地在军队中采用洋枪洋炮，聘请洋教练教习官兵，其中他自然也学习到一些西方的战略战术。因此，1870年清政府曾下令让各地推广他在军队中的“教演之法”〔20〕，与当时守旧的将领相比而言，也算是主张学习西学一派的人物了。当他重返战场，在反法保台的反侵略战争中，表现出他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确实具有某些特点。这就是除了继续采用传统而有用的战略战术以外，也吸取西方一些先进的战略战术，还有他个人结合战争实际需要所创造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如果不了解这些，而仅仅用传统的战略战术去要求或评判他所运用的战略战术，得出的结论不会是全面的正确的。不仅是非难分，就是罪与非罪的界线也难划清。比如他采用运动战的战术，取得沪尾大捷，稳固了台北，确保了全台大局，应该说是立了大功的；那么，如果按清律规定，失守一地是要治以死罪的。以致他自己虽知他这样作法，是对得起国家和民族的，但又不得不违心地苦苦哀求皇上免其死罪。然而，在今天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时，只能有一个客观标准，这就是看他的作为是否确实有利于国家和民族，对历史发展是否真正起到了进步作用。以此而论，刘铭传的历史功绩是不容抹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