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秘之二，是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的运用。刘铭传对抗法保台提出并坚持的总方针，是打持久战。的确，不论何人不坚持这种方针，就不能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但不是在具体到一次战斗，特别当兵力经过调整，与敌人兵力相比已占优势的条件下，不可以打速决战。相反，只要经过主观努力，具备战胜敌人的条件，就必须把握战机，速战速决，彻底歼灭敌人。刘铭传在沪尾取得的胜利，就是正确处理持久战与速决战关系的一个典范。
    奥秘之三，是战略退却与战略进攻交替使用。在反侵略战争中，要变消极防御为积极防御，变守势为攻势，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组织好战略退却。什么叫战略退却呢？毛泽东曾对此做了解释：“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于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有计划的战略步骤”〔21〕。这说明，“战略退却”是在“劣势军队处于优势军队进攻面前”这个条件下进行的。这也就是说，在这个条件下是不能与敌人进行硬拼的，硬拼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是不可取的。所谓“包取基隆”，甚至希望在基隆、沪尾同时取胜，“御敌人于国门之外”，只能是美好的愿望，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出路是组织“战略退却”，然后创造条件，等待时机，再组织“战略进攻”。如果说，我国历史上的齐鲁之战，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著名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话，〔22〕那么，刘铭传指挥的基隆沪尾之战，又是一个同类型的成功战例。有的论者说，沪尾大捷是“弃”基隆，付出重大代价才取得的，因此不应该肯定。殊不知，这是一种片面看法。而毛泽东则认为：“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这是赚钱的生意”。〔23〕如果不组织“战略退却”，就有可能丧失更多土地，又会遭到战争失败。两相对照，哪种做法对国家对民族更有利，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刘铭传由于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术，还达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既达到“保台北，固根本”的目的；又牵制住了敌人，使其无法在沿海地区扩大侵略战争。总之，这次法军侵略台湾，欲要实现其“担保政策”，迫使中国割地赔款的阴谋计划全部落了空，以致其不得不承认，“基隆的占领，是一个错误”。〔24〕
    是执行了李鸿章的投降路线还是坚持了民族自立的反侵略路线
    众所周知，刘铭传得力于李鸿章的赏识和提拔，才由一介农夫而成为淮军著名将领，二人的关系确非一般。但不能因此，将其二人视为处处事事都是一样的。其实“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为他们也思维”〔25〕。事实上，刘铭传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也是一个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人。他与李鸿章的关系确切地说，开始比较密切，后来若即若离，不是始终如一的；在政见和军略上既有一致的地方，又有不相一致的地方。二人的关系，大约从70年代以后出现了变化。而促使二人关系变化，固然是由于各人所处环境、经历和志向的不同所引起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随着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断深入，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逐渐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以后，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都不可避免地要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要么起而反抗，或者屈膝投降。从后来的事实说明，李鸿章与刘铭传二人，正是在这个重大政治问题上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刘铭传从同治十一年（1872）至光绪十年（1884）这段时间，他基本上是赋闲家中，尽管如此，但他仍然留心国事。正是在这个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无论国际或是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正经历着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即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为了适应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帝国主义列强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26〕。东方是列强角逐的焦点。它们在把中国周围的邻国逐个攫夺为殖民地或保护国之后，便虎视眈眈地向中国边疆地区大举推进，使中国出现了极端严重的边疆危机，刘铭传纵观形势，深深感到：“泰西各国争开商埠以来，或占海疆，或吞藩属，无端欺藐，遇事生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7〕可说“自古敌国外患未有如此之多且强”，“尤为腹心之患”，〔28〕在此国家多事之秋，民族存亡关头，他忧心如焚，因此“每念中国大局，往往中夜起立，（zhi）裂泪下，恨不能竭犬马以图报于万一也”。〔29〕在这里，他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
    1884年4月21日，清廷谕命刘铭传进京陛见，他喜出望外，立即赴京。在受到西太后和光绪帝召见后，随即上了《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条陈海防十事，就重点设防、购买兵轮、筹建海军、妥定军制、速建铁路等涉及国防建设重要事宜提出建议。这些都充分表现出他反对侵略，保卫国土，民族自立的坚强意志和决心。由此说明，刘铭传受命于危难，在孤军无援、极其艰苦条件下，最后终于取得反法保台的胜利，确实不是偶然的。
    刘铭传与李鸿章在国内战争中狼狈为奸，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作战中，都充当了刽子手和鹰犬，为清政府立下汗马功劳。因而成为“中兴”名臣武将。但二人却没有携手共同反侵略的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军在国内战争中进行了改组，李鸿章掌握了淮军，在与列强在华势力合作过程中，一军崛起。尽管如此，由于李鸿章片面吸取两次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滋长起失败主义情绪。左宗棠就曾批评他，说“伯相（即李）擅淮军自雄久矣，既谓天下精兵无过淮军，又谓淮军不敌岛族（即列强），是天下古今有泰西无中国矣”。〔30〕这就是说，李鸿章虽握有重兵，但从不准备用于反对列强侵略中国战争上的。加之，他从60年代开始搞的有限改革经常受阻，为了保全自己，便采取因循苟且，“养尊处优，不为未然之计”〔31〕的不顾民族利益的态度。这样，李鸿章在反侵略战争中，就很难看到战胜列强的希望和前途。
    李鸿章自1870年移督直隶，取代曾国藩，权势不断扩大，渐揽军国大政。到了80年代，由于他“献媚宫闱”、尽管仕途时有波折，但总的趋势却是扶摇直上的。因受到西太后倚重，权力愈加膨胀。有人说：“李文忠以大学士任北洋重镇，虽不入阁办事而隐持国柄。法越之事，举凡用人、调兵、筹饷、应敌、交邻诸大政，朝廷均谘而后行。”〔32〕在中法战争中，他的战略指导思想可以四字概括，即“陈兵求和”。他虽组织有限度的防御阵势，不是为了战略决战，也不追求战役的胜利，而是为了和敌军讨价还价，以求达成一个屈辱的和约。为此，他还编造了一套自欺欺人谎言大肆兜售。说什么“如法兵犯我驻守之地，不能不与开仗，……第念开仗以后，我胜则法必添兵再战，我败则尚可退回本境，……届时再徐议分界划守。”〔33〕刘铭传不仅用反法保台的实际行动，粉碎了李鸿章的谎言，而且还公开批判了李鸿章屈辱求和的可耻言行。为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言和者，当思伊犁和而兵费倍偿，天津和议而义民受戮，台湾和而琉球坐失，越南和而藩服无存”〔34〕。在这里，刘铭传无情揭露出由于清政府和李鸿章，仅在70年代以后因与列强妥协求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损失，和所犯下的种种罪行。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了李鸿章和刘铭传在反对列强侵略中国问题上，在方针政策和立场、态度上，都是存在着差距的。那么，怎能说刘铭传“在台湾抗法斗争中执行了李鸿章投降主义政策”呢？事实上，在刘铭传反法保台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没发现有哪一件事是按照李鸿章的旨意行事的，也没发现有哪一件事是请示李鸿章后才干出来。事实充分说明，从制定战略方针和决策，到每一个战术的运用，都是由刘铭传独立完成的。也正由于此，他才能取得抗法保台的重大胜利，这也是在中法战争中中国取得的第一个胜利。试想，如果刘铭传真的执行了李鸿章的投降主义政策，可以肯定的说，就不会有抗法保台的胜利出现，而将会是另外一种结局。
    注释：
    〔1〕〔3〕〔4〕〔5〕〔6〕〔7〕〔8〕〔11〕〔18〕〔20〕〔27〕〔28〕〔29〕〔34〕《刘壮肃公奏议》第2卷，第14－15页；第3卷，第8页；卷首，第1、2、14页；第2卷，第14页；第2卷，第15页；第3卷，第6页；卷首，第1页；第2卷，第8页；第1卷，第4页；第2卷，第7页；第2卷，第1页；第2卷，第1页；第2卷，第7页。
    〔2〕《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63卷，第3页。
    〔9〕〔10〕〔12〕〔13〕〔24〕《中法战争》（六）第188页、（五）第468页、（三）第142页、（七）第290页、（七）第297页。
    〔14〕《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4卷，第32页。
    〔15〕〔16〕《鸦片战争》（三）第14、32页。
    〔17〕《拿破仑书信集》第32卷，第277页。
    〔19〕拙著《薛福成援越抗法方策和在镇海战役中的实践活动》，《历史档案》1995年第4期。
    〔21〕〔22〕〔23〕《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87、187-188、195页·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
    〔26〕《列宁选集》第2卷，第798页。
    〔30〕《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15卷，第58页。
    〔31〕〔33〕《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第12卷，第14页；第15卷，第8页·
    〔32〕刘体仁《异辞录》第3卷，第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