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 年6 月18 日，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根据变化的新形势， 对NSC152/2 号文件作了一些补充， 以 NSC152/3 号文件的形式发表。NSC152/3号文件与NSC152/2号文件相比较，只增添了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方面是对“行动方针”中有关贸易禁运条款作了更为细致地解释和说明。例如，具体地规定了禁止或限制美国向苏东等国出口的物资种类：1.巴统会“国际货单Ⅰ”所包括全部战略物资；2.有可能会提高苏东集团战争潜力的战略物资；3.其它物资，无论是否属于战略物资，只要有可能引起特别政治问题就应禁止向苏东地区出口。此外，还增加了美国坚持对苏东和远东共产党地区实施运输控制的政策，要求前往上述地区的美国船只和飞机，都需要事先申请特别许可证。并证实其所运载物资不属于美国贸易禁运物资。
    第二方面特别增加了对日本、香港和澳门等地区进行贸易控制的政策条款。NSC152/2号文件没有具体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因此NSC152/3号文件特别补充了有关规定，称“香港和澳门是我们友好国家的殖民地，它们的经济发展需要给予认真考虑，但由于香港和澳门与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是如此接近，以至于有可能成为破坏对共产党中国实施全面禁运政策的危险点，特别是澳门，由于其自由贸易的历史，危险性更大。为此，美国有必要对上述两地的贸易运转给予特殊注意。”〔23〕对于日本，文件强调必须“逐步放松对日本的控制”，而不要造成突然性失控。为此，美国要通过美日政府间的双边协定来维持对日本的贸易控制，使之品种和规模要严于巴统会成员国的水平〔24〕。
    从1953年5月至1954年6月，美国通过NSC152号文件至NSC152/3号文件，终于完成了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新经济防卫政策的制订。尽管该政策在其具体实施过程中，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和西欧盟国以及本国企业界的强烈反对，不断进行调整和修改，但其基本原则却一直沿续下来，成为美国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冷战的重要工具。从上述该政策的制订和修改过程来看，有下列问题需要特别指出：
    第一，美国在制订和实施其对外政策过程中，一直把意识形态作为判断美国对外政策导向的基本依据。在冲突和战争时期是这样，在国际形势缓和，东西方出现对话与交流的形势下，仍然如此。
    第二，在实施对社会主义国家贸易控制或禁运过程中，美国与西欧盟国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欧洲国家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及领土和资源等方面的局限性，其生存更要依赖于国际贸易，特别是依赖于同处欧洲大陆，领土和资源又极其丰富的苏联和东欧地区。这种矛盾使美国的经济防卫政策难以顺利贯彻执行。
    第三，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在其制订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过程中，不应忽视外部敌对势力的遏制企图。尽量避免重要紧缺战略物资来源的单一化，挫败它国利用经济手段来左右本国内政外交决策的阴谋。
    注释：
    〔1〕NSC152/1号文件制订于1953年7月22日；NSC152/2号文件制订于1953年7月27日；NSC152/3号文件制订于1954年6月18日。
    〔2〕《美国对外关系》1951年，第1卷，Foreign Relations ofthe United States，美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1979 年版， 第1023 -1034页。
    〔3〕《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年，第1卷，美国政府印刷局，华盛顿1983年版，第970页。
    〔4〕全称“控制向共产党国家出口战略物资的巴黎协商国统筹委员会”，1949年10月在美国建议下设立，总部设在巴黎，最初有美、英、法、西德、意大利、加拿大等12个国家组成，后又有日本、希腊和土耳其加入。
    〔5〕巴肯·戴维：《西方安全与对东方的经济战略》 Buchan David.Western Security and Economic Strategy Towards the East，伦敦1984年版，第114-115页。
    〔6〕哈罗德·史塔生：《艾森豪威尔--推动和平》， 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8-89页。
    〔7〕《国家安全委员会3月18日会谈备忘录》，参见《美国对外关系》1952-1954年，第1卷，第9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