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呈现出日渐深入的趋势。如张岱年、程宜山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指出：不能把文化的创造最终归结为强烈的意志要求，因为“在支配着人们的创造活动的精神动力后面还有动力，这个动因归根结蒂地说，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把精神动力当作最终原因一类的东西，无限夸大其能动作用，就有可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张岱年、方克立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一书，在何晓明执笔的《绪论》章中论及物质创造活动与精神创造活动的关系时指出：“在研究人类的精神创造时，不能忽视物质创造活动的基础意义和决定作用”；“在讨论关于心态文化诸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对于心态文化的影响、制约，总之，不能将‘小文化’与‘大文化’割裂开来，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与方法论的一个基本要求”（注：张岱年、程宜山著：《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10页； 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 页。）。我们需要沿着这样的方向，把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探讨进一步推向深入。
    为了促进对问题的深入探讨，我在此冒昧提出一个供参酌、批评的界说：文化是一定的人群在经济、社会和精神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实践活动中产生价值观主使下形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取向）和相应的物质和精神的有形成果（器物、制度、著作和作品等有形符号体系等等）。
    这一界说主要包含着这样两层意思：第一，文化是人群在为求得生存、发展而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创造出来的、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与之相应的一套有形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因此，它必然随着人群的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而发展、衍变。人群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基源而逐级升华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实践活动，是推动文化产生、发展、衍变的原动力。所谓“以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为基源而逐级升华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等社会生活领域的实践活动”，指的是：人群为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首先必须从事满足吃、喝、住、穿需求的物质生产活动，同时必须从事与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相适应的、逐级升华的经济交往、社会交往、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活动；正是在这些不同层面的实践活动中，产生出相应的价值观，进而产生出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领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相应的有形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第二，在人群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价值观，是人们判断万事万物和自己的所思所为的利弊得失或是非善恶，从而作出自己的行为选择的价值标准，是制约文化创造活动及其结果的核心因素。它的初始形态表现为促使人们作出行为选择的直觉心态，其升华形态则表现为判断物质和精神生活领域万事万物的利弊得失或是非善恶的理论体系。它在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中形成，反过来制约人们的文化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但人们的实践活动和实际生活过程的发展、衍变，最终决定着价值观的发展、衍变。 简言之，这一界说把文化的产生、发展、衍变过程描述为：（1）人群从事的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源而逐级升华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领域的社会实践活动→（2）相应的经济、社会、 政治和精神生活层面的价值观念和相应层面的思想和行为方式→（3 ）相应层面的有形创造成果（器物、制度、著作和作品等有形符号体系等等）。
    这一界说与先前的一些文化界说的区别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这一界说把创造文化的实践活动与文化创造的结果严格分别开来，突出实践活动的第一性地位。实践活动是本源，是原动力。价值观和与之相应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包括生产生活方式的选择取向）是人群在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无形的创造成果，器物、制度、各种符号体系等等是有形的创造成果。实践活动与创造成果之间的关系是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同时又是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先前的一些界说往往用“生活范式”、“生活样法”、“行为方式”之类的概念，把实践活动与实践活动创造的结果混淆在一起，淹没了实践活动。因为那些概念既可被说成是“活动”，也可被说成是“成果”。这样，文化产生、发展、衍变的原因和规律就无法说清楚，或者就可以被任意解释。我们的界说意味着，实践活动及其发展是推动文化产生、发展、衍变的原动力。后者随着前者的产生、发展、衍变而相应地产生、发展、衍变。这是文化发展、衍变的基本规律。后者作为反作用力制约--促进或阻碍--前者的发展。这是文化的功能。有的论者强调，实践活动和制约实践活动的价值观（表现为行动的目的、动机）以及相关的制度、体制等等文化成果不可能分离，强调一切实践活动都是在一定的目的、动机和相关的制度、惯例的驱使或制约之下发生的，从而否认实践活动的本源和原动力地位。但这既与事实相违，也于理难通。人类的实践活动固然都有某种目的、动机的驱使，但从原始人制作最初的工具开始，每一种初创性的实践活动开始之时，驱使人们从事那种活动的“目的、动机”或者近乎生物体的生存本能，说不上是有意识的目的、动机或价值观；或者只是带着旧的实践活动的价值观去从事自己还没有意识到其全部后果的新的、初创性的实践活动。只有那初创性的实践活动的实际后果已经被充分感受到之后，人们才会形成判断那些实践活动的性质及后果的利弊得失或是非善恶的价值观。原始人从茹毛饮血改为熟食，不可能事先凭空产生了“熟食为佳”的价值观，然后决定以熟食代替生食，多半是在天然森林火灾之后，求生食而不可得，只好捡食烧烤过的食物，经过切身体验后才产生“熟食为佳”的价值观。从炼丹术到化学的发明和应用，从摩擦生电的偶尔发现到电学的发明和应用，经历着同样的过程，体现着同样的规律。人类至少首先经历了两三百万年的植物采集和原始渔猎的实践活动，才发明了有明确的目的、意识主使的畜牧、农耕和手工业品的制作技术，又经过了漫长的实践活动，才发明了机器生产技术，然后才发明了电脑、信息技术，相应的工具和有关那些工具的优劣好坏、利弊得失的价值观念才被创造出来，与之相应的交往方式、习俗、惯例、制度、体制及其是非善恶、利弊得失的价值观念，也才被陆续创造出来。只是到了现代，几乎一切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都事先经过头脑的严密思考设计，然后被创造出来，于是人们觉得，似乎是先有头脑中的“文化观念”，然后才有行动和产品。但这只是错觉。那事先的设计或谋划，只是先前的实践活动中积累的“文化成果”的产物，还不能等同于那新制作出来的产品所“蕴含”的“文化观念”，例如核能产品或克隆产品，只有制作出来并且应用之后，充分认识了它们的利弊得失之时，才能对它们形成完整的文化价值观念。总之，所有物质和精神的有形和无形“人工制品”，都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的，都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和与之相应的实践能力的发展而呈现出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阶段。这是两三百万年人类历史发展的事实可以充分证明的规律。
    其二，这一界说表述了相应于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的层次关系。与先前一些文化界说不同的是，它不是按“物质”、“制度”和“观念”或“精神”来划分层次，而首先是按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层次来划分相应的文化创造成果的层次。其中，物质生产实践活动是文化创造过程的起点和原动力，接着是依次升华的经济交往、社会和政治交往以及精神交往这样一些社会生活领域的实践活动，每一个层面的实践活动推进着下一个层面的实践活动的发展，同时又在本层面上创造出相应的“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成果。如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创造出蕴含一定文化价值观念的生产工具，还创造出具有一定文化素质和能力的生产者；经济交往活动创造出蕴含一定文化价值观念的经济交往体制和制度；社会和政治交往实践活动创造出蕴含一定文化价值观念的社会和政治领域的体制和制度；精神交往实践活动创造出蕴含一定文化价值观念的精神生产的体制、制度和产品--哲学、宗教、知识体系、艺术作品等等。这时的层次关系与我们在《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一书中展示的“历史运动过程中的根本动力和各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示意图”的层次关系是完全一致的，只不过在那里是从整个历史创造过程来展示的，在这里是从文化价值创造过程的视角来说的。为有助于说明问题，我把那个示意图转录如下：（注：参见拙著：《人的发展与历史发展》，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68页；另见拙文《历史运动的层次和历史比较研究的层次》，载《历史研究》1985年第5 期。 Grands themes.Methodologie Sectiopns Chronoloques 1.Rapports
    et abreges.Comite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ces Historiques,Madrid,1990.Vol.I,p186.此处转录略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