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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世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表现在农业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工具、生产程序、耕作方式和管理方式都有了改进；另一方面，还在于根据各个地区的地理、土质、气候等条件形成了农产品的专业生产区：粮食生产区、葡萄种植区、畜牧业区。农产品专业生产区带动了地区的手工业，酿造业、纺织业、金属制造业和玻璃制造业等相继发展。这样，农业产品之间以及农工产品之间的交换成为社会经济中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城市的商人承担了这一重要的经济活动。
    西欧中世纪早期城市兴起的主要条件是远程贸易的复苏，不论是在英国、法国还是在德意志，特别是在意大利地区都不例外，城市是远程贸易的货栈和商人的居住地[⑨]。商业活动具有很强的渗透力和吸引力，那些善于经营的商人，很快就学会了用当地的农工商品补充远程贸易，扩大了商品流通的范围。而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的专业手工业者，只有依靠商人才能把他们的产品转换为商品，因此商人居住的城市吸引了他们，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人口增多了。城市贸易的范围也扩大了，不再仅仅是输入东方的货物，更重要的是贩运西欧各个地区特有的农工产品；销售的对象也不仅限于王公贵族，而是涉及到社会各个阶层的生活和生产所需。法国的马赛是重要的葡萄种植区，波尔多是当时欧洲最大的葡萄酒市场，输出葡萄酒换取粮食是这一地区的重要的贸易活动。马斯河中游和科隆地区是欧洲金属制造业的中心；在塞纳河和莱茵河之间的城市集结区内，手工业和商业密切相联，其中最大的贸易项目是输出各种纺织品[⑩]。12世纪初，西北欧最早兴起的纺织产品，如：法国北部特有的色布，佛兰德和英国的毛纺织品都已经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进入到意大利的各城市[①①]。
    农工产品的交换使城市成为社会经济的中心。城市经济的中心是市场，特别是手工业的市场，13世纪兴起的城市的基础不再是远程贸易，而是手工业市场[①②]。通过市场，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建立了直接的经济联系。市场把周围松散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个体劳动者集中起来，并且控制了一定范围内的地区，构成了以城市市场为中心的经济区。德国经济史学家把13世纪西欧的经济结构称之为Stadtwirtschaft（城市经济），把它看作是一场“经济革命”，认为这场经济革命“比任何后来的革命更为重要，甚至比文艺复兴运动和印刷术和罗盘针的发明，或比19世纪的革命和由此产生的所有产业革命更为重要。因为这些后来的革命都只是12至13世纪伟大的经济社会转变的从属的后果而已”[①③]。城市经济之所以被视为一场革命，是因为这种以市场为中心的交换经济的发展使打破现存的、制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陈旧的封建经济体系成为可能，它所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是货币。
    农工产品的交换促进了货币的流通。在庄园制的大领地经济体系中，生产物只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供生产者和土地占有者消费，与外界没有联系，是一种完全封闭式的自然经济。虽然中世纪早期也有货币，但是它的经济功能极有限，没有重要的经济职能。在完全依靠土地的经济体制中，封建主获取财富最实际的办法就是保有大量的耕地，由农奴以劳役的形式耕种，并且把鸡、鸭、鹅、蛋、猪、牛、葡萄酒、大麻、亚麻等各种所需分摊给农奴负担。因此，“货币在中世纪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中几乎是没有地位的，封建主或者是用劳役形式，或者是用实物形式，从他的农奴那里取得他所需要的一切”，这一时期“货币是纳税用的，并且主要是靠掠夺取得”[①④]。城市兴起后，出现了在庄园之外的消费者，土地的生产物能够以其它的方式消费，这就使农产品进入了交换流通轨道，农业在一定程度上为市场而生产。特别是城市手工业的发展和手工业市场的扩大，中世纪早期那种以一匹马去换一袋谷物，以一块布换取一些盐，以一磅胡椒换回一双靴子的交换形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现象，货币的经济功能因此而加强，它的价值也提高了。另一方面，政治斗争的需要也提高了货币的价值。12世纪初期，英王亨利一世由于跨海对外战争，需要大量的货币做为军费开支，他把封臣缴纳的实物租税都折合成了货币，而英王亨利二世则以货币的形式摊派骑士的服兵役，以盾牌钱取代了人身服役[①⑤]。货币在经济生活和政治斗争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的需求量也大大地增加了，获取货币成为除占有土地之外的又一致富途径，铸币权被看做是一种政治主权。
    中世纪早期，国王把铸币权做为采邑权的一部分分封给他的封臣，在整个西欧凡是享有最高司法裁决权的大领主都有铸币权，教会和修道院也都享有这种经济特权。随着农工产品的流通，在经济生活中已经不可没有货币，铸币权成为封建主谋取财富的手段，他们甚至回收货币，将其改铸，降低其质地。12世纪以后，货币制度的混乱以及货币含金银量的下降、大幅度地贬值就是这一原因造成的，在德意志地区尤为严重，货币的贬值每年平均3次[①⑥]。这是因为德意志的教俗封建主在政教之争中篡夺了各种权利，德皇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实行意大利政策时，为了安抚本地教俗封建主，给予他们各种特权，铸币权也包括在其中。1220年、1232年，两次把铸币权转让给封建诸侯[①⑦]。
    在英国，铸币权一直是在王室手中，但是铸币所却分散在全国各郡。随着地方封建势力的增强，铸币所极易被其所在地的贵族控制。为此，英王削减了铸币所，13世纪末期全国仅保留了12处铸币所。法国在政治上的封建割据，造成经济权利的分散，12世纪中期以前，享有铸币权的诸侯竟达300余人。历任国王在集中王权兼并领地的同时，也逐步地控制了铸币权。至1315年全国保有铸币权的诸侯仅剩30余人，一个世纪以后，只有勃艮第、阿奎丹、布列塔尼的公爵以及佛兰德、纳瓦拉、贝阿恩和普罗旺斯的伯爵还享有铸币权[①⑧]。可见，掌握铸币权成为王权强弱的一种表现。
    货币的价值是在商品交换中体现出来的，而从事商品交换这一经济活动的主要是城市的商人，所以商人，特别是富商垄断了流动资本--货币。当社会的政治统治权只能从土地中衍生出来时，参与统治集团的只能是大土地的占有者--国王和教俗大贵族。虽然11世纪中期德意志城市市民在主教授职权之争中有力地支持了德皇，但是他们所要得到的仅仅是皇权的保护和给予他们的特权[①⑨]。因为当时的城市尚未成为地域性经济的中心，货币的经济职能还没有起重要的作用，市民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都不足以使他们在国家事务中起更大的作用。当做为流动资本的货币打破了土地资本的垄断地位时，也促进了统治集团的改组，市民所掌握的流动资本使他们有了对政治事务的投票权，“货币是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②⑩]。13世纪在英国和法国先后成立的三级会议中，虽然市民列为第三等级，可是他们所起的作用不久却居第一。这里应该特别强调指出的是，市民阶层的政治地位并不是轻易得到的，掌握货币只是使他们具有了经济实力，而政治地位则必须通过激烈的斗争才能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