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战争期间，香港同胞在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于1884年9-10月间掀起了一场抗法、反帝、反殖民的罢工斗争。香港华人报纸--《新华日报》、《中外新报》、《卫生日报》、《文摘周报》等刊登了两广总督衙门关于抗法的几项谕示。香港华工拒绝修理法军侵袭福建马尾港时被福建水师击坏的法军舰船，华人船民拒绝运送侵华法军在港采购的食品，华人车夫拒载法国人，华工拒绝为法国人干活，清洁工人、木匠、碾米工人、煤业工人、轿夫、屠夫等很多行业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抗议法军侵华，支援祖国的抗法斗争。英国殖民地总督乔治·鲍恩哀叹道：“无论是提供什么样的奖赏，中国的手工业者、船民、苦力都不愿为法国人卖力。”（15）这次罢工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表现了香港同胞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在香港的华人居民中，有很多不同的方言群体和不同的职业组织，地方观念和行业帮会有时成为民族团结和互助合作的障碍。当法军侵华和港英当局助法抑民时，祖国的安全和广大华人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大敌当前，不同方言群体和不同职业的华人就自动联合起来，举行罢工、罢市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祖国的抗法战争。新加坡、槟榔屿等地港口是侵华法军的军舰、船只必经之地，当地华侨得知法军侵犯台湾基隆，击毁福建水师舰船和马尾造船厂，清政府对法宣战、两广总督衙门发布的四项抗法谕示，以及香港同胞开展抗法罢工斗争等消息后，群情激愤，纷起支援祖国的抗法斗争，他们散发抗法传单，捐款支援祖国，并利用修理法国舰船之机破坏法国舰船，放置毒药于法军食物中，使法军十分惊恐。美国的华侨慷慨解囊，在两三个月内就捐款50万洋元，汇寄回国支援抗法。这一切充分表现了广大侨胞热爱祖国的高度民族凝聚力。
    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由于慈禧和李鸿章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日本气焰十分嚣张。广大爱国将士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浴血奋战。黄海海战中，“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率全舰二百多名官兵驶舰猛撞敌舰，拟与敌舰同归于尽，壮烈牺牲。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全国哗然。遍及全国的废约、迁都、再战、反对割地等激扬愤慨的呼声，是当时的爱国思潮的具体表现。辽东人民反对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辽阳民团誓与侵略日军决一死战。台湾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纷起反对割台，以徐骧等人为首的义军，刘永福率领坚守台南的军队，以及台湾高山族人民，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与侵台日军展开血战，大小战斗达一百多次，毙伤日军三万两千多人。
    《马关条约》签订后，出现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严重危机，亡国灭种的威胁与日俱增，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均日益激化。中华民族进一步觉醒，全民族的爱国救亡运动在全国迅速兴起。
    康有为等人发动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由中国资产阶级上层领导的政治改革运动、爱国救亡运动和思想解放运动。“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和“变法维新”的运动旗帜，是当时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核心和动力。“公车上书”--由全国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其团聚面之广，影响力之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百日维新”--变法维新的政治实践，冲决封建的政治、思想罗网，自上而下进行政治改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场维新运动以“圣君”、“明主”为中心，以“贤人”、“智士”为动力，缺乏广大群众的力量源泉，因而不过是昙花一现。
    当中国刚刚步入20世纪之年时，爆发了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群众自发的反帝运动。运动以广大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组团自卫为先导，“自卫身家”，“互保闾里”，进而发展为广大义和团群众汇集京、津，“扶清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是当时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和动力，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十分尖锐，表现了广大群众对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民族义愤和“保国”的爱国精神，因而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除广大农民、手工业者参加外，还有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部分官员参加，声势浩大，举世震惊。但是，“扶清灭洋”的口号有其时代的局限性，它将“大清”、“朝廷”与“中国”等观念混为一谈，将“扶清”与“爱国”等同齐观，使凝聚力的核心不纯不正，受骗上当。它将“外来侵略势力”与“洋人”视为一体，盲目排外，因而使运动陷入误区。
    在反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义和团和京、津广大爱国军民英勇奋战，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的顽强斗争精神。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打乱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计划，表现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巨大威力，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最后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了，《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已变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了“洋人的朝廷”。内忧外患的局势促使先进的中国人进一步觉醒，他们一方面更广泛地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另一方面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反思，探索中国救亡图存、推动中国走向近代文明的精神武器。中国魂或中华民族精神问题的提出，正是在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条件下，从中国传统的小农文明向近代文明转变的产物。
    1899年12月23日出版的《清议报》发表了梁启超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魂安在》，在近代中国第一次提出了“中国魂”这一概念。梁启超在文章中惊呼：“吾因之以求我所谓中国魂者，皇皇然大索于四百余州，而杳不可得。吁嗟乎伤哉，天下岂有无魂之国哉？吾为此惧。”文章指出：“今日所最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中国魂者何？兵魂是也。有有魂之兵，斯为有魂之国。夫所谓爱国心与自爱心者，则兵之魂也。而将欲制造之，则不可无其药料与机器。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药料也。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则制造国魂之机器也。”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已是“无魂之国”，所以要“制造中国魂”；中国魂是“兵魂”。“爱国心与自爱心”则是“兵之魂”；而“制造国魂之药料”，是“人民以国家为己之国家”；“制造国魂之机器”，是“使国家成为人民之国家”。这段关于中国魂的论述，既保存着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爱国心与自爱心”，又赋予其时代精神--近代关于“人民之国家”的新观念，实乃梁启超重新制造的近代中华民族精神，但是，梁启超所说的“人民之国家”，乃是维新派关于“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他想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来实现政治改革，挽救民族危亡，实乃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