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有其发展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孙中山能够适时地赋予其新的因素，使其成为指导当时革命实践和政局发展的思想理论武器，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核心和动力。
    一、“振兴中华，维持国体”--集志士以兴中，挽救中华民族危机。1894年11月，在孙中山领导下，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次年初设总部于香港，其成员主要是华侨资产阶级。《兴中会章程》宣告，其宗旨是：“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大声疾呼：“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效尤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于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17）兴中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有了一个组织领导核心，并以此为核心，“联络中华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护国体”。此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振兴中华”的口号影响日益深远，成为经久不衰的、极富感召精神的中华民族凝聚力。
    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推翻以满洲贵族为主的清朝封建统治，解决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1894年在《檀香山兴中会盟书》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誓词和政纲。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和政纲。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是“驱除鞑虏”--“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18）民族主义这些目标和任务，十分切合近代中国的社会实际。近代的中华民族身受双重民族压迫，即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内受满洲封建贵族的统治和压迫，满洲封建贵族已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要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拯救斯民于水火，必须首先推翻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朝政府，解决国内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民族主义正是解决这一矛盾的重要政纲和精神武器。民族主义成为能够最广泛地团聚国内外一切反对满洲封建贵族的各阶级、各阶层的人们起来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政纲和口号。孙中山于1905年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中指出：“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虽以鄙人之愚，以其曾从事于民族主义，为诸君所欢迎，此诚足为我国贺也。”（19）
    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广泛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政纲，大造革命舆论，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论战，批判改良思想，肃清改良思想在国内群众和海外华侨中的恶劣影响。“《民报》出现，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渐浸盈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故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一人所作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20）广大群众和海外侨胞从“保皇＝爱国”的政治思想误区中逐步摆脱出来，转而拥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排满”主张，赞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时期，国内外同情、拥护、支持、参加推翻清朝统治斗争的中华儿女中，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赞成程度是有差别的，完全赞成“三民主义”者最次，赞成“二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者其次，赞成“一民主义”--民族主义者最多。辛亥革命迅速在全国取得胜利，民族主义政纲的作用甚大。辛亥武昌首义后，各省纷起响应，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很多省的旧官僚、旧将领和立宪派也纷纷宣布独立，脱离清王朝的统治，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风起云涌，革命迅猛发展，终于推翻了以满洲封建贵族为主的清王朝260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孙中山于1912年在武昌十三团体联合欢迎会的演说中所说：“十余年来，各团体群趋于革命，一言排满，举国同声，乃遂有今日。”（21）
    三、“民族统一”、“五族共和”--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原则。1912年1月1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执掌国家政权，他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五个统一”的施政纲领，其中第一项就是“民族之统一”：“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在他主持制订和公布实施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的区别。”他主张“五族共和”，“南北统一，五族一家。”（22）这些贯穿着民族平等思想的原则和政纲，是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和进步，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祖国的重要原则。
    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合进会与西北协进会的演说中指出：“大抵革命之举，不外种族、政治两种，而其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何则？汉、满、蒙、回、藏五大族中，满族独占优胜之地位，握无上之权力，以压制其他四族。满洲为主人，而他四族皆奴隶，其种族不平等，达于极点。种族不平等，自然政治亦不能平等，是以有革命。要之，异族因政治不平等，其结果惟革命，同族间政治不平等，其结果亦惟革命。革命之功用，在使不平等归于平等。”他进而认为：“我国去年革命，影响及于全部，而仅以数月之短时期，大功告成。成功之速可云天幸。今者五族一家，立于平等地位，种族不平等之问题解决，政治之不平等问题亦同时解决，永无更起纷争之事。所望者以后五大民族，同心协力，共策国家之进行，使中国进于世界第一文明大国，则我五大民族公同负荷之大责任也。”（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