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从官商的实际利益上讲，他们可以从国家提供的低息贷款中得到好处。官商办铜都是“预领价银”，“每因限期宽裕，将本年所领币项，营运射利，新旧挪移”，从中取利。〔54〕康熙时期，国家多次下拨款项借给盐商，四十二年，借给两淮众盐商周转资金一百万两；四十三年，又借给长芦盐商张霖、查日昌等八人周转资金七十万两。 〔55〕雍正时开始由盐商付利息，“当领本之初，虽或不无折扣， 而尚有现领之银可资周转。且完息仅止一分，不觉其为累也。”〔56〕一般来说，借给盐商的利息是不高的，这从盐商们把国家发放的帑银视为重要财源就可以说明，重息并非重过于赢的利润，否则盐商就不会视为财源，而视为累商了。作为商人只要赢利大于借款的利息，就有利可图，若反之，商人是不会贷款的。如正有人指出的：“内务府的币银利息大大低于当时社会上的高利贷，其出借条件并非苛刻，还有展限，恩免之说。币银带有扶植盐商含义这一点就是毫无意[？疑]义的了。”〔57〕有人引用一条史料，即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四年为止，共借给帑利银六十万两，俾作运本，庶该商等赀本充足，得以转运。”据该商等禀称，“将来缴还所借银六十万两外，情愿再加利银六十万两，共缴银一百二十万两”〔58〕，来说明借给盐商的款项利息重，而引文表明的恰恰是盐商“情愿再加利银”，显然这是盐商的报效而不是借款的利息。
    其三，官商经营专卖商品具有经营垄断权。经营盐、茶、人参、铜等专卖商品，无疑可以获得厚利，贩铜置货，“内地价一，至倭可易五；及回货，则又以一得二。”〔59〕而民商则不能经营这些商品。当时丝是禁止外运商品，但铜商可以“每船配搭绸缎三十三卷”，“准配二三蚕糙丝一千二百斤”，“其非办铜商船仍不得援例夹带”〔60〕官商在这些优惠条件下，可以迅速获得的厚利，民商不能与之比拟。因此，在清中期以前，富有的商人愿意充当官商。
    另外，政府还为官商设立商籍，使官商子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为他们创造了升迁和享有一定特权的机会。明代设有盐籍，“濒海有盐灶，……毕以其业著籍。”〔61〕在两淮、河东设立运学额，“淮扬长卢等盐场行盐商人子弟俱附籍应试，取有额例”。“万历二十八年，巡盐御史叶永盛”请在浙江设立商学，“奉旨该部议奏，议覆允扎行提学道牌行运使编立商籍，录送考取入学”。“初试额未有商籍，业鹾之家，艰于原籍应试。【吴】宪因与同邑汪文演，力请台使设立商籍，上疏报可。”〔62〕明代专为盐商子弟设立运学，万历年间，又在浙江设立商籍，时盐籍即商籍。
    到了清代，顺治十一年，“设立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陕西【“陕省向未设有商学，……惟每科乡试内有甘肃省宁夏府商学生员”，陕西实指宁夏设有商学。〔63〕】六省商学。”康熙六十年，“设立广东商学。”〔64〕虽然继承明制，但与明代略有不同，“商籍，（商人子弟准附于行商省分，是为商籍。）”“奉天地方贸易商人不准于该处入籍。”〔65〕清代的商籍包括盐商之外的商人。但商学并非在各省都设立，而且，从有关的记载看，〔66〕大概绝大部分应试之人是盐商子弟。“学政姚梁条奏，以商籍子弟原例因其不能回籍应考者，准在行盐地方入籍，若本省之人在本省充商，均令归入本籍州县应考。”〔67〕有人指出：“也可以找到一些非盐商家庭出身而以商籍应试的考生。如死于署陕甘总督任上的沈兆霖（1801～1863）”“（盐商另立学额）显然不是对商人的歧视，而是考虑到他们的经济资助而给予的一种特殊优遇。另立学额使他们取中的机会要多得多。”〔68〕
    不过，尽管国家格外帮助和关注，大部分官商还是先后衰落破产。其中主要原因是，国家对官商的管理和限制，不符合经济规律，阻碍了官商的经营。国家规定的运销地点、限定的销卖时间，实行的价格管制，严重违反经济规律。如：陕西榆林茶引一千道，规定在榆林、怀远、蒙古鄂尔多斯等六旗行销。乾隆年间，由于山西民人制茶销往蒙古，官引在这一带滞销，官商受到损失，致使无商领引贩茶。当时私茶、私盐充斥，从侧面反映了这种政策的弊端。在政府的严格管制下，官商没有独立的经营权。据有人研究指出：在乾隆以前，日本铜源丰裕，采购较易，运到日本的国货价贵易销，运铜成本较低，铜商获利较多，政府却不准在每年二百万斤定额以外多购多运。到了乾隆年间，日本铜产量降低，出口铜也减少的情况下，政府仍按每年运足二百万斤的额数，令铜商贩运。铜商请削减运铜数量，政府不允许，以至官商难以完成定额，只能作为挂欠，转帐于下一年度的交铜额内，因此官商欠帐年年增加。范氏请求“弃产变价，告退招商”，政府也不批准。〔69〕货源发生变化不许改变定额，造成官商亏损，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官商一旦负债累累，不能继续经营下去，政府则立即对其查抄逮捕，以家产抵偿债务。范式家族正是依靠政府给与的特殊政策和热心关照。发家致富的，他们经营过许多专卖商品，可以说享受优惠多，管制也受得不少，最后到了破产的境地。像范氏家族这种当时官商中的资产雄厚者，尚且如此，其他官商更可想而知了，大多数官商都难免落得此下场。范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具有典型性，正反映了政府与官商之间的关系。
    有人认为：“皇商范式家族破败的最根本的原因，乃是以清王朝为代表的腐朽生产关系对商人和商业资本的严重压抑。”〔70〕这种看法值得商榷。以范氏家族为代表的官商利益与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官商是政府为了自身目的而招募的，政府努力帮助官商赢利以供财政之需，绝非愿意官商破产。这从官商享受的许多优惠政策，就可以反映出来，给官商子弟参加科举考试的机会，至少也能说明政府不轻视官商。实际上给与官商诸多优惠政策本身，就不能说清政府是严重压抑商人的。
    也有一些人认为，政府官员对官商的勒索严重，造成官商破产。〔71〕所谓勒索主要表现在捐输上。问题当从两方面看，政府官员的腐败、受贿和勒索，会给商人经营带来影响，官商有时是不情愿捐输的，但官商更多的是依靠捐输、贿赂来取得某种特权，以便从经营中获取利益，所以捐输、贿赂对官商来说，并非仅仅是“一种政治荣誉”，没有实际好处，官商是不会做的。当然也会有一些官商在即将破产时，不得以捐输，但这不能说明所有官商都是如此，也不能说明该官商发家时，投靠政府的情况。因此，对大多数官商来说，捐输、贿赂官府并非一定等于破产。有人指出，在1750～1800年间，运盐商人每年可获利润500 万两。〔72〕另有人说，盐商平均每年捐输近百万两。〔73〕盐商大概是官商中捐输较多的商人，他们捐输的款项也只占全年利润的五分之一，可见捐输、报效只占官商利润的一部分，大部分利润是官商投入再生产；或者自己消费；或者作他用了。另一方面，即使官员腐败，也不能由此说明政府是严重压抑官商的，尤其是政府的各项商业政策和规定，更没有以压抑商人为目的。不过，官商的破产确与政府有关，这就是国家采取的管理官商的制度，从主观意志出发，人为管理，统制过死，完全违背经济规律。正是这种管理体制，才使官商走上破产的道路。与此相反，政府对民商的管理就比较宽松，许多方面没有统制，致使民营商业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展，民商的发展也比较正常、稳定、迅速，由此也可以说明清政府不是严重压抑商人的。
    还有的人认为：官商的衰败与国家商业政策有直接关系，“封建专卖总体上是以抑商为核心。”但是又指出，康雍乾之际，政府“比较认真执行”‘恤商裕课’的方针。”自“乾嘉而后，随着政治环境恶化，‘恤商裕课’的机制削弱，抑商功能强化。”〔74〕这也值得商榷。清代国家各时期的商业政策有一定的继承性、连续性，嘉庆时并非商业政策有什么改变。只是嘉庆以后国家经济已开始走下坡路，与国家经济命运相连的官商，其经营自然也不会再出现什么兴盛的局面。实际上官商的盛衰与国家经济的发展变化有直接关系，官商产生本身正说明了这一点。（有关清政府的商业政策另文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