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在19世纪上半期，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体系处于逐步形成之中。在这体系中，雇佣劳动取代了强制性犯人劳动指派制，市场经济取代了统购统销制，经济活动的全过程按照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运作。但是，由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从英属犯人殖民地经济演变而来，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又是从英国移植而来，因此，它保留着明显的殖民地特征。其表现为，澳大利亚民族经济是作为英国工业的原料生产而出现，因而，产业结构是以农牧业为主，而非工商业。这使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从总体上看呈畸形状态。这种单一经济体制加之对英国资金市场和移民的依靠，决定了澳大利亚民族经济对英国有着很强的依赖性。也应指出，由于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与英国工业生产联系密切，不存在竞争，因此，英国没有对它横加干涉和压制，而是予以扶植和保护。这使得上述的依赖性基本上没有产生阻碍澳民族经济的消极影响，而是发挥出了促进发展的积极作用。此外，由于牧羊业与出口贸易及海外市场始终相连，因而澳大利亚民族经济从一开始就处于世界经济大循环之中，并由此具有了外向型经济的属性。
    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诱人的机遇、丰厚的利润和优惠的条件，吸引了大量以英国人为主的外国移民。1820年，全澳人口总数为33543人， 1830年为70039人，1840年为190408人，1850年为405356人。 （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33 页。）移民的结构也有了重大变化，以1832-1842年进入新南威尔士的移民为例：
    表中显示：（一）自由移民的数量和比例呈上升之势，而罪犯移民则为下降之势。前者在1837年越过后者，并在以后几年中将差距越拉越大。（二）1831年雷彭条例中关于将出售土地所得部分用于资助移民的条款达到了预期目标，受资助的移民的数量和比例也从1837年开始迅速上升。大量自由移民的进入，使澳人口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变化，罪犯的人口比例急骤下降。以往罪犯人口密集的新南威尔士到1847年时，罪犯比例仅为3.2%；1820 年罪犯总数占人口总数一半以上的范·迪门到1850年，该比例已降至四分之一了。（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8页。 ）自由移民的增加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不仅使雇佣劳动得到确立，而且为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资金和技术，并且对澳大利亚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移民的移入在“使一个病态的社会……转变为一个健康的殖民区的过程中，是一段起决定性作用的插曲”（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09页。）。 社会道德标准提高。
    当民族经济一旦形成，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社会改革运动也就随之展开，以适应社会经济结构发展变化的需要。由此，澳大利亚的社会性质从流犯殖民地顺利地过渡到公民殖民地。“羊毛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有偿付能力的国家，并且最后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注：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