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公社举办的各类事项，用两江总督张人骏的话来说，“皆地方公益，民生要需，一日不可缓者”⑩，然而对于市民公社来说，不可能同时进行各类事项，只能是“择要先办”，而急需办理者无外乎清道、卫生等。整顿市容，包括市政交通，如取缔、限制塌车、羊角车通行街市以免阻塞交通，拆除和撤移过街招牌、撑水闼板等有碍观瞻、交通之物；公共卫生，如清除垃圾、撤除尿池和喷洒药水、清洁河流、消毒沟渠、毒杀蚊蝇等以防病疫传染；公用事业，如与电灯、电话局筹商如何改进苏城供电、电话事业，与电厂共商解决电费加价之办法，以及为解决市民的饮水问题与公法团讨论创办自来水厂。上述各类事务，大多数从公社创立开始就一直成为公社的日常事务，颇得市民和官府的赞赏。如观前公社成立时正值夏令季节开始，尤其注意清道、卫生工作，就得到巡警总局孟余的夸奖，称观前市民公社“俾辅敝局之不逮。……若能逐渐一律仿行，则路政可以日有起色矣”（11）。至于工程一类，如修桥筑路、辟门浚河，更是深得人心。
    无庸置疑，公社举办的市政、市容工程，不仅为本街区，而且也为苏城的经济发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正如当时所记载：“所有从前隐患一扫而空，故在地铺商，咸觉平安无事”（12）。然而，市民公社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努力扩展自己的活动，或者把原已列入但尚未开展的内容开展起来，如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及调解劳资纠纷等，试图把触角伸到社会各个领域。尽管公社在涉足这些范围并未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来，但由于它们努力不懈，为稳定市面、发达商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自称是“一方小团体”的市民公社，对于“事关公众利害”之事，总是不负“一方同胞之付托”（13），上呈下达，据理力争，竭力维护商民的利益。1919年5月，苏州市面上发现了一种与旧铜元交相使用的轻质铜元，在商情方面竟致一种“惶疑之象”。临北市民公社先请商会“迅赐召集钱业会议抵制方法”（14），随后，道养市民公社也请商会尽快设法查禁和维持市面流通。20日，商会和钱业公会议定办法：“准由该业（指钱业--作者注）小同行承认，将此项轻质新铜元扫数装出，酌贴装费百分之五，嗣后不再运进，各零兑店亦不准再行掺杂搭用”（15），限定10天之内到指定的7家钱庄兑换。但是在限期之后，仍有许多市民手持此项铜元未能兑换。因此，临北公社再次请商会出面与钱业公会商量延期10天，以便“汇归总处，而告肃清”（16）。此外，为尽快稳定市面，平息铜元风波，临北公社还针对某些商人之“减折流用”倡议进行了驳斥，并提出解决办法三条，以示其彻底肃清之决心。在这场铜元风波中，以临北公社为代表的苏州市民公社为民请命、体恤小商人及市民之情，痛恨市侩奸商趁机混水摸鱼，以及为尽快平息风波而作出的种种努力昭然若揭，与商会相比，作为“市民代表机关”的市民公社，在平息铜元风波中的表现更为突出。
    由于市民公社贴近市民阶层，能深切地体会和了解他们的疾苦，市民一旦需要帮助时，市民公社总是为他们排扰解难的。帽纬帽结业是苏州一个依附于清王朝而生颇具地方特色的行业。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后，官制改易，服饰变更，帽纬一业因此而大受影响，积货亦成废弃，仅帽结一业在本埠外省还有细微销路，但也只存一线生计而已。1914年，该业向市民公社反映，有人捏他人牌号制造低劣产品贱售，致使该业“退货跋涉，种种之争执已达极点”（17）。为维持营业，该业谋求整顿，致函市民公社转苏州商会恳请吴县知事给示禁约。金阊、金阊下塘、桃坞市民公社立即向商会陈述该业之困境，并声明该业目前力图整顿，冀求维持营业“似属宗旨纯正，不相背谬”（18），希望商会能帮助该业渡过难关。在商会、市民公社共同努力下，吴县公署颁给禁约，从而使仅有“冬令一线生机”的帽结业得以维持下去，众多以此为谋生的小商人免予破产，不仅稳定了商业，而且也维持了社会治安。
    学务和善举是市民公社在民国以后开始列入办事范围的。对于善举，市民公社也是全力以赴的，特别是遇到荒灾年，更是“代合城穷黎请命”，以“谋桑梓平安”（19）。在“米珠薪桂”之时，公社除了设局平粜接济民食外，还开办了平价饭店，“碗则放宽容量，饭则减半收价”（20），“专为苦工劳力之人不便自煮饭食者而设”（21）。饭店开张后，一般苦力负贩者纷纷就食，有增无减。在米价腾贵之时，平价饭店无疑成为劳力者就食的好去处了。至于学务一项，由于场所、经费、师资等条件的限制，尽管各公社都把它列入了办事范围，而真正设校办教育的实为鲜见，特别是在城区，见诸报端的只有郡珠申、齐溪市民公社，倒是成立于1922年的吴江黎里市民公社颇有后来者居上之势。该公社为更有效地推进平民教育，特别组织了平民教育促进部。据《新黎里》报载，从1923年8月至1925年5月，黎里市民公社曾先后办过阅报社、商读夜校、业余补习夜校等，其中业余补习夜校因其“就学者均官塘一带店友或劳工”（22）更具平民性质而见长，在1924年4月23日晚上的开幕仪式上，各界人士约300余人出席，场面隆重，气氛热烈，前所未有。为此，《新黎里》特别作了报导。1925年5月，社长殷佩六因出资创办业余夜校成绩尚佳，“故再出资五十元，续办夜校，……黎民之受惠可谓不浅”（23）。黎里市民公社的平民教育办得如此有声势，除了公社中人热心教育外，与著名爱国诗人、坚定的民主主义革命者柳亚子先生创办的《新黎里》报的大力宣传推动是分不开的。
    由于各市民公社举办公益事业“声名卓著，功绩昭彰”（24），公社的地位和影响已为苏州各阶层所共识，甚至于有关地方机关也认为市民公社已结成固有一团体而不能再小视。为了适应事业的发展，“因潮流之所趋，声气之相应”，公社也由分散走向联合，终于在1921年成立了苏州市民公社联合会，作为各市民公社的总机关，正如1909年观前市民公社办社缘起所预言的那样：“异日者，合无数小团体成一大团体，振兴市面，扩张权利”（25）。至此，苏州市民公社进入鼎盛时期，发展的地域已从苏州城区延伸到县属甚至乡里，活动范围也从卫生、保安扩展到教育、慈善、消防、交通、水利、土木工程、劝业及公共营业等领域。公社“任完全办理自治之责，为桑梓人民谋种种权利幸福”（26），它与商会、商团一道成了苏州地方社会团体的三驾车，共同为维护苏州地方利益，为苏州的近代化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