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铁作为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殖民国策会社，自始即设有调查部，满铁还自称其调查部是日本乃至全亚洲独一无二的。满铁调查部及其分支机构，几十年间持续对中国、亚洲和全世界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但在中国，关于满铁调查部的研究尚属空白。日本的有关出版物绝大多数是回忆性和资料性的，系统的学术性论著也极少，至今只有原觉天《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东京，劲草书房1984年版）对满铁调查部的机构和活动做过一些介绍，但很不全面。本文主要选择20世纪30年代以来满铁对中国的几次基础性调查，以观察一下日本对当时中国的认识，这对中国人自身研究与认识这段历史也许多少有些参考价值。
    一、经调会的“特殊调查”和大上末广的中国社会封建性固定论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根据关东军的要求，成立了一个特殊调查机关--经济调查会，简称经调会。经调会实际上处于关东军的直接控制之下，故有“关东军经济参谋本部”之称。其主要活动称为“立案调查”，即政策起草和调查活动。政策起草，既有伪满基本政策，即经济统制政策的起草，也包括各个部门的具体政策的拟定，而调查活动，除了围绕政策制定所进行的调查，还有另外立项的所谓“特殊调查”。综观经调会存在的近5年间（1932年1月-1936年10月），前期以政策炮制为主，后期则侧重特殊调查。特殊调查主要是以所谓“国防资源”为首的资源、兵要和一般经济调查。这些调查大都是军铁一体，由关东军与满铁共同进行。关东军这样干的目的，是把由其占领的“满蒙”尽快变成日本实行“总力战”的构成部分，即从经济、军事方面把东北推上军国主义道路，而满铁则把这些调查说成是经调会从伪满洲国基本政策和计划的制定，转向“满洲经济的根本研究”，所以经调会相对地注意一般经济，特别是农村、农业调查。
    经调会的政策起草和特殊调查项目都由关东军决定，除此之外，经调会自身和调查员个人立项的调查研究也为数不少。经调会政策起草和资源调查的成果，主要以“立案调查编纂书类”和“资源调查编纂书类”内部刊出，而经调会自身和调查员个人立项的调查研究成果，主要载体是连续出版物（注：名为《经调资料》，4年多共刊行126编，1/2篇幅为100页以下，最长者达900页。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但主要是关于一般经济，特别是农业。）和期刊。
    经调会时期的期刊，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满铁调查月报》和《满洲经济年报》。前者是满铁调查部的机关报，系综合性杂志，后者是经调会新创办的理论性期刊（注：《满铁调查月报》的前身是《满蒙事情》和《调查时报》，1931年9月改为《满铁调查月报》，由满铁总务部调查课主办，1932年3月由经调会接管，后由产业部、调查部接办，直到调查局时期。“月报”与“经调资料”在刊出内容上有交叉。《满洲经济年报》每年1期，经调会时期共出3期，1936年因经调会撤销而停刊，1937至1939年由产业部、调查部接办，以后改为《满洲经济研究年报》。1937年以后的年报重点是伪满经济现时动态及关内特别是华北各地经济趋势。），它“向来最着力的是：满洲社会经济结构的理论分析”，其目的当然是“为了推行我国（日本）对满国策”（注：〔日〕满铁产业部：《满洲经济综观》，1937年2月印行，第1页。）。因此，“年报”由经调会中的综合调查部门--第一部编辑，而在编辑中起主导作用的则是天野元之助和大上末广。天野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研究，并注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大上则是社会经济学研究者，理论色彩浓厚。两人不仅在编辑上而且在著述上也表现了合作，但以后的“年报”编辑显然以大上为主导。大上原来作为京都帝大的学生在上海留学时由天野介绍进入满铁。他在学生时期，既狂热学习马克思主义，又忠实地从师于国家主义法西斯学者作田庄一。他在满铁调查机关不仅宣传日本马克思主义讲座派理论，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特别是东北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农村和农业问题，因而显现出较大的能量，成为经调会和继经调会之后的产业部时期“总是提出一些具有核心意义的意见”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但是，人们一致公认，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无非是为当时日本当权派-法西斯势力进行决策服务的一种“方法论”。
    大上等人不仅是“年报”的编者，而且是主要撰稿人。如“年报"1933年版（即创刊号），卷首就是大上末广的《满洲经济之史的考察》，文章由封建主义的形成、封建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形成等三部分构成。第二篇是天野元之助的《满洲经济的结构》，主要剖析了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的经济结构。接下来是斋藤征生的《日满经济诸关系》、小泉吉雄的《满洲经济的对外诸关系》、渡边雄二的《满洲经济危机》，以及田冈三郎、北条秀一的《满洲统制经济诸问题》等。“年报”第2、3卷的作者队伍依然如故。
    诚然，“年报”所发表的论文，大部分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方法，因而对于人们研究和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结构与性质，不无启发。惟其如此，“年报”成了1942年满铁调查部事件发生时，关东宪兵队大量逮捕满铁调查员的“罪证”之一。关东宪兵队的资料说“最先将马克思主义引进满铁调查部内的是以大上末广为中心的所谓青年将校”，并说“昭和10年版《满洲经济年报》展现了大上派的最高水平和成果”。（注：〔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思想班：《满铁调查部左翼概观》，“取调参考-佐藤晴生手记摘录”（无日期记载），极秘。）可是，就在“年报”1935年版（即昭和10年版）刊出后，引起了一场影响广泛、意味深长的争论，即所谓“满洲经济”的争论。争论发端于满铁左翼调查员中西功（注：中西功，1929年入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其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4年经尾崎秀实介绍入满铁，1936年与中共联系从事革命活动，1938年转满铁上海事务所，同年转为中共正式党员。1939年7月参加“中国抗战力调查”。1942年因中共谍报团事件被捕入狱。）对大上末广在“年报”发表的关于东北社会经济性质观点的批评与指责。大上在“年报”1935年版的《满洲农业危机的现阶段》一文中声称：“满洲社会经济构成的基础性特征是……半殖民地封建性结构”，农业危机的“发展倾向归根结底也是……受这个国家农业的殖民地的封建性结构制约的基础”。他的“半殖民地的封建性结构”的根据是：在东北农业生产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大豆的生产费成本中，“佃租和捐税等各种负担”占60%左右，因而“满洲农业再生产过程所呈现的范畴是……以实物地租所体现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大上后来虽然把半殖民地的封建结构改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结构”，但对封建性结构的主张一仍其旧。
    中西功曾发表过一系列有关满洲经济分析的著述。中西功认为，大上缺乏甚至“无视”对“殖民地制”以及“殖民地”与“半封建制”的相互关系的考察，也就是“把所谓满洲国的殖民主义统治地区的殖民地的作用，从考察中抽掉了”。在中西功看来，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同殖民地化的过程同步进行的，因而极端畸型；在农业中，由于资本主义的渗透，引起了“农民的社会分化，这就是土地向寄生地主集中，而中农、贫农迅速没落和无产化，富农也几乎没有发展。这种情况，不但影响中国资产阶级，而且也决定着中国革命的性质。”（注：参阅〔日〕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东京，法律文化社1984年版，第243-245页。）
    大上所说的“满洲经济”的封建性质是固定的，没有因为殖民地化而有所改变。他的主张，不单是学术和理论上的看法，而且是出于政策考虑。他曾称，像中西功那样只停留在“同时存在”的分析，“在真正的满洲国农业政策的制定上没有任何用处”，“至少我如果不是考虑满洲国农业政策的大发展，是不能从事满洲农业研究的”。（注：〔日〕大上末广：《再谈满洲农业的南北满型--回答中西功氏的批判》，《满洲评论》第10卷第5、6、7号，1936年2月1、8、15日。转引自西村成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史研究》，第250-251页。）所以，大上没有在中西的批评面前后退，而且在此后不久的关于“中国统一化”问题的争论中，两人又成为对手。
    “中国统一化”的争论，发生在西安事变之后，以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矢内原忠雄在《中央公论》1937年2月号上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为开端。文称：“西安事变的戏剧性效果所鲜明呈现出的形势是，以南京政府为中心的中国民族国家统一的促进和抗日态度的强化。”他还一再肯定南京政府，说它“占有与明治政府相当的社会地位”，它“财政基础巩固”，从而得出结论：“中国作为民族国家处于统一过程中，而南京政府是这一事业的承担者。”对此，中西功首先于1937年4月的《支那问题研究所所报》第4号发表与矢内原论文题目相同的文章，对矢内原论文中的中国资本主义化和国内统一的论点表示怀疑，并认为对于西安事变必须从“民众”、“政府”的抗日空谈和“军阀野心”等方面去考察，注意西安事变的政治背景和民众动向。更值得注意的是大上末广对矢内原论文的批评，他在1937年《满洲评论》第12卷第12-15、17号发表了题为《支那资本主义与南京政府的统一政策》的论文。他反对矢内原的理由，实际也还是他在“满洲经济”争论中的观点，认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因素在强化，而且外国资本也需要中国社会维持半封建结构。大上还就列强同中国的关系述称：“为了在后进国（指中国--引者）的输出资本获得超额利润，输出国与输入国（指中国--引者）之间，社会结构上存在差异是必要的，生产方式上发达程度的不同也是需要的。中国农业中的半封建、封建结构，和大规模的停滞的手工业工厂的存在是必然的，从世界经济上来看是可以理解的。”大上并非认为中国完全不具备资本主义因素，但从中国社会在国际关系上所处的地位来说，没有其发展的可能性。总之，大上认为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化道路是必然的。（注：〔日〕松田昌治：《台湾·中国·日本--围绕台湾的诸问题和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东京，京成社1999年版，第129-133页。）
    “满洲经济”和“中国统一化”问题，是当时日本思想、学术、理论界的大争论，它涉及日本侵华的战略与决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时满铁调查部将其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论争”，并认为争论的见解分为三派，大上的观点属于第二派，即：“否认中国的资本主义化，把中国社会范畴规定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认为统一化政策是加强殖民地化的表现，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注：〔日〕满铁南京支所：《围绕“统一化政策”的诸见解》，1942年4月油印本。1942年满铁上海事务所南京支所中岛邦藏曾进行蒋介石政权的“统一化政策调查”，调查中涉及中国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而中西功则把大上的观点视为当时持有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中国观的日本军部与右翼思想的“亚流”。
    在“满洲经济”争论中对大上持批评态度的还有铃木小兵卫。（注：铃木小兵卫，1925年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新人会成员，1928年加入无产青年同盟，是《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讲座》执笔人之一，1935年任满铁“嘱托”，先后在总务部资料课、产业部资料室、东京支社、调查部第二调查室工作，1940年转协和会，任中央本部企画局第三科长，1941年12月在合作社事件中被捕。）他的《满洲的农业结构》（东京，白扬社1935年版）一书认为，中“满”存在着大规模的小佃农，它和大上所说的债务性隶农不同，已是带有向资本性租地农转化性质的农业者了，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小佃农已从工资劳动者身上榨取了相当多的利润。总之，与南满比较，北部的大农民占农民户数的10%，耕种面积却占耕地总面积的50%，其所需劳动力大约一半是工资劳动者，具有纯粹的富农性质。大上的观点与此相反，认为不管“年工”、“月工”都是“债务性隶农”，不是工资劳动者。（注：〔日〕石田精一：《北满农村雇农的性质》（1982年12月17日），见〔日〕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东京，亚洲经济研究所1996年版，第86页。）
    争论无法得出结论，却促进了农村实态调查。1933年满铁公主岭农事试验场曾进行大泉眼村调查；1934年满铁又对永吉县南荒地进行了调查。“满洲经济”争论展开之后，从1936年3月起，满铁经调会与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简称“产调”）联手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实态调查。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业已建立，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形成新的高潮。在这种形势下，满铁和伪满洲国政府推行以武力为后盾的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经济调查，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统一思想观点，不如说是政策的直接需要。就满铁而言，他们热衷于农村实态调查，固然不能排除调查员个人的志趣因素，但是归根结底是出于经调会中主流派意欲为伪满洲国进一步制定以农业为重点的基本政策的企图。当时，满铁经调会已经着手伪满洲国的所谓“永年计划”的制定，大上末广等坚持并试图通过调查印证其主张，贯彻其方案，即从“满洲经济”以农业为主导及其封建性和固定性出发，以农业为基本产业实行所谓“综合开发”，通过市场的开发和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克服农业危机，实现日本的对满政策，防止农民的“赤化”。当然，经调会所草拟的这种重农主义计划，根源还在于关东军。“九·一八”事变后，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军部一派认为，光靠武力无法打入中国“土著”社会，为了尽快把伪满纳入日本备战的“总力战”体制，应尽量利用既有的社会，与其达成妥协，使之与日本的政策协调前进。因此，经调会的计划方案，与军部建立“总力战”体制的主张，并非背道而驰。但是，由于军部中的激进黩武派日占上风，这种主张未被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