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冀东、江南农工调查与伊藤武雄的“三角地带论”
    与东北的农村实态调查几乎同时，满铁以天津事务所调查课为主力还进行了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冀东地区是指长城线以南，和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芦台一线以北以东地区，内含22县，人口600万，面积略大于日本九州，约8000余平方公里。根据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的《塘沽协定》，冀东沦为中国军队必须撤出的“非武装区”，而且“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但“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注：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940-941页。后来从关东军卵翼的伪军--李际春“救国军”抽出4000人，编成各以王铁相和赵雷为头目的两个保安总队，驻于滦县和丰润。）1935年12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出笼，冀东名副其实地沦为伪满洲国第二。冀东农村实态调查的为首者是伊藤武雄（注：伊藤武雄，1920年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入满铁，曾长期在北京、南京工作。1930年起历任交涉部庶务课长、总务部调查课长、经调会干事、天津事务所长、上海事务所长、总裁室参与。多次兼任军“嘱托”、顾问。），他当时是经调会驻天津“干事附”。关于调查缘起，他起初说是因为闲暇而“制定了冀东十三县农村实态调查计划”，“结果意外地”得到军方赞同。（注：〔日〕伊藤武雄：《生活在满铁》，东京，劲草书房1982年版，第204页。）由于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遭到质疑，后来他又改口称：“满铁最早在华北进行有组织的农村调查，是以天津军即中国驻屯军名义进行的第一次冀东调查。”（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160页。）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是天津军采取华北农村对策的需要。就像日本占领台湾之后进行“台湾旧惯调查”，侵入东北时进行“满洲旧惯调查”一样，正在处心积虑以“自治”之名吞蚀全华北的日本侵略者，为了控制华北人民和建立殖民统治，他们不能不对占华北人口大多数的中国农村社会进行调查了解。1936年8月15日，也就是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刚刚结束的时候，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推出了《农村组织化大纲》，其中突出地强调：“作为对华工作的一个侧面，应将重点置于对民众的把握上”，而作为“把握民众”的具体对策是所谓农村组织化，也就是把广大农民置于“系统的组织的合作社”之中。（注：〔日〕满铁产业部：《农村组织化大纲》，1936年12月油印本，极秘。“大纲”决定，在冀东22县设立村合作社、县联合会和合作社总局，在总局中配置“相当程度的日本人”，并实行“农家全部强制加入”。当时天津军设有由军主任参谋池田纯久控制和操纵的高桥公馆，担任农村对策研究和农村谋略工作。）当然，冀东农村实态调查的目的不限于“农村组织化”，也不单是为了冀东地区本身。不过，无论是实施所谓“农村组织化”，或者为其他目的而进行农村调查，当时只有冀东有其可能性。
    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实施于1936年4至5月间，共调查了16个县的25个村。方法仿照伪满洲国“产调”的“满洲农村实态调查”；而调查表和理论，据调查班长伊藤武雄称，则来自美国经济学家巴库（注：巴库（John Lossing Buck），1890年生，美国经济学家，1916年来中国，曾任南京大学农业经济系主任、美国财政部驻中国代表、中国财政部顾问等职。曾指导中国学生在山东盐山等地进行调查。）和苏联学者马歇尔（注：马歇尔（Madyyar），苏联颇具代表性的中国研究学者，1928-1931年任莫斯科国际农业经济研究所东洋部长。）。伊藤提出包括“地区特殊生产关系”在内的6项调查要点。原觉天分析认为：“这里所提出的要点，在于揭示农民社会的结构，特别是疲敝等的实态，不是平面而是立体地进行捕捉。”（注：原觉天：《现代亚洲研究成立史论》，第328页。）
    那么，“捕捉”的如何呢？且以调查比较详尽的遵化县卢家寨的调查为例。那里的调查是由满铁华北农业调查著名调查员水野薰和天津军高桥公馆首脑高桥精等人进行的。卢家寨是调查所希望的“普通作物农业地区”，位于遵化县东南部，再往南20华里即达丰润县境，住户202户，人口1171人，加上在外者共1232人。调查报告表明：卢家寨有自耕农73.5%，加上自耕兼佃农则达94%以上，经营规模户均15.1亩，人均2.6亩，显然低于一般所说的每人3亩才能维持生活的最低水平。高梁、谷子、苞米三种主要农作物播种面积，占播种总面积的68.7%，特别是高粱占32.6%。而三者亩产只有4-5斗，每斗27.40公斤。加上其他农业收入，全村户均收入69.89元，如按土地经营户计算，则户均为85.56元。调查报告认为，卢家寨疲敝的根本性原因是：土地分配过少，人口过剩，土地生产薄弱，天灾；特别原因是：农产品价格下降，销路狭小，苛捐杂税，负担过重，政治缺陷，村民无知，去东北受到限制导致做工收入减少，开滦煤矿萧条导致做工收入减少，副业衰落，兵祸，生产减退，洋货侵入，现金支出增加，等等。其中所谓“政治缺陷，村民无知”系指何而言，并无解释。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班还调查了村民对冀东伪政权的态度，结果是：多数人不知冀东政府为何物，也有少数人说它是日本人制造的，还有的人说冀东伪政权成立前后没变化，或说村民不问政府是谁只求生活果腹。根据以上情况，调查的结论只有两句话：一是“农村过于贫穷”；二是“他们忍受这种贫穷还能生活，但是他们将来还能忍受这种贫穷吗？”报告表示对此“深感兴趣、惊异，更感到不可理解”。尽管如此，他们将“带着这种兴趣、惊异和不可理解，寻求农村对策”。（注：《遵化县卢家寨一般调查报告书》，〔日〕伊藤武雄编：《冀东地区内二十五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1936年10月印行，第294、388-394页。）
    此次调查的成果，除25个村的“实态调查报告书”外，还有《冀东地区十六县县势概况报告》，它主要揭示冀东社会经济走势，即日趋衰落。衰落原因，一如卢家寨那样是多方面的，但是很显然直接原因是日本侵略，可惜大多数调查员都回避这个问题。伊藤执笔的“调查概要”也不例外。他们不可能揭示冀东发展滞后的社会经济原因，因为所有的调查都不是为了追求真理，其着眼点是政策。不过，满铁调查机关对冀东农村调查感到意犹未尽，1937年2至3月又进行了第二次冀东农村实态调查。此次调查虽可视为第一次调查的继续，但第二次调查是另选调查地点，另起炉灶建立调查班，甚至另外选择了调查方法，调查时间也相对较长。4个调查班分别对谷物地区的平谷县、土布副业地区的宝坻县、种棉地区的丰润县、果树地区的昌黎县的若干农村进行了调查。但因“七七”事变发生，作为调查成果只完成了平谷、丰润、昌黎三县统计“报告书”。战后，调查参加者之一沟口房雄曾称：“只以此次调查结果给华北农村作出定义是危险的。”（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156页。）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特别是“八·一三”上海事变和南京沦陷后，满铁的调查活动重点南移。“七七”事变前即已就任满铁天津事务所长的伊藤武雄，事变后很快转任满铁上海事务所长。而规模迅速膨胀到300人的上海事务所，不但成为满铁在上海乃至华中的活动中枢，而且在日本对华调查情特机关中也处于举足轻重的实力地位。
    大致从南京陷落的1937年12月起，日军在南京至杭州一线以东地区派遣了华中宣抚班。和华北宣抚班一样，华中宣抚班中满铁人员也占相当大的比重。（注：华北宣抚班共3000余人，其中满铁派遣者近800人；华中宣抚班总人数不详，满铁派遣78人，据称占总人数的1/4。）宣抚班就是在日军占领地区实施军政统治的别动队，其行动伴随着火与血。伊藤武雄却称：利用满铁人员编成宣抚班是“高明的办法”（注：伊藤武雄：《生活在满铁》，第223页。），还说派宣抚班是他的主意，他说服了大使馆武官原田熊吉少将（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243页。）。事实表明，上海周边的各县，诸如太仓、丹阳、嘉定、芜湖、嘉善、松江、镇江等地宣抚班，以及南京、杭州两特务机关人员均为满铁人员，为首者几乎均来自满铁上海事务所。日军派宣抚班的最终目的是建立长久的政治统治，而满铁伊藤武雄鼓吹派遣宣抚班，还有从他的“三角地带论”出发夺取三角地区经济主导权的企图。所谓三角地区，即上海、南京、杭州之间的地区，亦即成为华中经济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伊藤曾称：“繁荣三角地区自然吸引中国的资本与民众；而一旦繁荣，则不战而胜。”（注：井村哲郎编：《满铁调查部--关系者证言》，第243页。）伊藤主张的内涵还有同中国进行政治争夺的意思。众所周知，三角地区不仅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也是日伪统治中心，更是抗日武装力量，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抗日游击活动极为活跃的地区。1938年12月，正值满铁华中宣抚班活动高潮，新四军已建立了以茅山（注：茅山位于江苏省句容县城东南部。）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进入1939年，特别是当年夏天，新四军更派兵东进，开辟了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阳）、虞（常熟虞山）抗日根据地。（注：蔡德金：《历史的怪胎--汪精卫国民政府》，广西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该书载：1940年6月，江南新四军北上后，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谭震林进入江南地区，建立江南人民救国东路指挥部，统一党的领导，并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建立各县办事处和群众团体。）因此，宣抚班不仅是随军政治工作队，也是对华调查队，尤其满铁上海事务所不惜派出像河野正直这样参事级大调查员和熊谷康等重要情报员参与，并将宣抚工作报告当做正式调查资料处理。
    不仅如此，满铁还在宣抚班活动地区进行了“把握社会结构基础实态”的农村实态调查，即先后于1939和1940年进行的常熟、太仓、嘉定和无锡、南通、松江等地的江南农村农态调查。从调查方法上说，它与“满洲农村实态调查”一脉相承，但更带有火药味。由新居芳郎等完成的太仓班《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包括：“太仓县势概要”、“调查部落概要”、“农耕情况”、“土地租佃关系情况”、“农产品销售情况”、“劳动方面情况”、“农业金融”、“农村社会情况”、“治安及其他”、“选择及户别调查诸表”等。（注：〔日〕满铁调查部：《调查成果内容梗概》昭和15年（1940年）度上半期，第39页。）而南通县的调查，“调查对象村庄头总庙距我最前线据点金沙镇仅一华里，距敌之前线也仅仅四五公里，因而治安极其恶劣。村内主持者，例如称作保长或乡长者的向导全部逃跑。”（注：〔日〕满铁调查部：《调查成果内容梗概》昭和15年（1940年）度下半期，第48-49页。）在这种地方能够进行“社会结构基础性”调查吗？如何进行调查呢？不过，当我们了解到满铁调查员三轮武把《中国游击运动现势》也列入“农业关系调查”项目之后，疑虑可以打消。此时的满铁调查部已大致明白，中国人民抗日力量泉源主要在广大农村。
    无锡县的农村实态调查是1940年进行的。调查前还穿插进行了紧急无锡工业调查，从这项调查中更可以看出与宣抚班活动相衔接的江南农工调查的意图和判断。调查是驻苏州的广野部队提出的，他们认为，“光靠武力维持治安的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向新秩序出发的可能阶段业已来临”，“对策的方向我们不是不知，只是由于重要的实情不清，难以作出具体处理”。（注：〔日〕满铁调查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1940年5月，“前言”，第4-5页。）应军部要求，满铁上海事务所投入强大人力于1939年6月至8月对无锡进行了工业调查。无锡是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民族资本工业典型城市，当时逃到上海、香港和四川等地的无锡民族资本家虽然未归，但未放弃无锡工业，而且进行着种种策划；对日本来说更严峻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已挺进到包括无锡一带的长江三角洲，被看成是“建立新秩序”的最大障碍。而当时的日本侵华战略是：在继续进行对华军事施压的同时，竭力实施对华诱降。对于长江三角洲，则采取某种政治经济怀柔政策，进而“不战而取”全华中。无锡工业调查与江南6县农村实态调查一脉相承，都是意在建立所谓“新秩序”，即政治经济统治。而无锡处于中心环节，所以满铁调查宗旨是“使之成为华中新秩序建设的基础资料”（注：〔日〕调查部综合课：《调查部报》第3号，1939年8月11日，第11-12页。）。
    无锡工业调查共调查各行业的工厂达664家。“调查结果概要”显示：1937年11月22日日军攻陷无锡城时，炮火摧毁了房屋3万数千所，机械化近代工厂生产能力丧失一半，其余小工厂生产能力降低2至3成，日本占领后采取“委任经营工厂”的形式进行恢复，但生产能力也不到战前的1/3，超过六七万的工人大部分失业。调查的结论是：“与民族资本的妥协无论如何是必要的”，并认为“不能千篇一律地制造合办公厂”。（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0-13页。）“概要”所透露出来的对占领区包括招揽民族资本回归的政治经济政策调整意图，是贯穿于全报告书的着眼点。正是根据这一着眼点，报告书最后在言及运输流通机构的破坏时，特别指出：在无锡市场的背后地区，新四军“命令统一”，“他们的活动相当组织化、合理化”，“把工作的目标放在‘民心的把握上’”。面对这种局面，调查报告认为，如果只是实行“统制”，不仅市场无法恢复，“一般民众的不平不满也会更大，结果给附近的游击队活动创造更为有利的客观态势”。（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第797-801页。）满铁调查部称此项调查成果是“解决新中国建设和新秩序确立问题的一把钥匙”（注：《无锡工业实态调查报告书》，第1页。）。不错，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日军发表了军管工厂返还声明，但是，归还部分中国公私企业与经济设施，归根结底是企图更广泛地扩大其“指导力”。其实这也是伊藤武雄的“三角地带论”及其领导下的上海事务所进行江南农业和工业调查的真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