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抗战力调查”与左翼调查员中西功的战时中国观
    在江南农业和工业调查进行的同时，满铁调查部以上海事务所为中心还进行了规模和影响更大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此项调查，是满铁大调查部时期被置于中心地位的综合调查之一。而所谓综合调查，“就是对一定的调查课题，从‘日满华’的政治角度和经济角度等进行多方面科学分析和科学综合”（注：〔日〕野间清等：《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报告集》，东京，亚纪书房1982年版，“前言”，第4页。）。“中国抗战力调查”不但是满铁调查部综合调查的首选，而且是满铁自认为比较成功的调查。（注：继“中国抗战力调查”而进行的“日满华通货膨胀调查”和“战时经济调查”，均未达成调查目的，无果而终。其他如“中国惯行调查”虽亦系综合调查，但系所谓“客体”调查，亦未最后完成。）说其成功，主要表现是：（1）从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出发，揭示了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抗战力量的消长变化。（2）得到了日本当政者，特别是军部的关注。前者源于极少数左翼调查员在调查中起了主导作用，后者是因为当时是日本侵华战争处于转折的阶段，日本的战争决策者们急欲获得有关中国的更深层次的高级战略情报。
    调查的实际倡议者具岛兼三郎（注：具岛兼三郎当时是调查部综合课职员。战后曾任九州大学教授、校长。）是调查部中勇于表明观点的调查员。推进调查的中心人物中西功，是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他介入调查后，不独根据其“对日作战的战力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民众力量”的观点，建议将重庆抗战力调查改为中国抗战力调查，使调查的内容得以拓宽和升华，而且以其特有的身份（中共上海情报科战略情报员）和政治理论素养，能够得到和充分利用别人难以获得的资料，并把资料提供给每个调查员，以推进调查。中西功的知遇者尾崎秀实是因佐尔格事件而捐躯的著名革命者，被誉为“纯洁无瑕的爱国者和思想家”（注：〔日〕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著、那庚辰译：《近代日本思想史》第3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29页。）。他主要从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给调查以帮助，并在调查中精辟地阐述了日本政治形势。他对中国抗战力调查成果的总评，也和调查成果一样重要。
    中国抗战力调查于1939年7月实际着手工作，1940年5月汇总，形成了以《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为名的报告书，共为5篇10分册，作为“极秘”资料内部刊行，1970年由日本三一书房合为一册出版。
    由中西功执笔的第1分册“总篇”显然是全部调查的缩影和集中概括，其主要内容是调查的方法论和总结。调查的方法论，实质是理论指导问题。这个问题，用一句话说，就是“中国社会本身的基础性调查研究与现实情势把握的统一”（注：〔日〕满铁调查部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满铁1940年内部刊印，“序”，第1页。）。因为抗战力调查委员会给自己确定的目标，是调查研究“中国抗战力的本质”，或者说是“中国抗战力的质的研究”，而这只能从中国社会结构的特质中去寻找。“总篇”指出：“现代国家在其战时体制中，作为现代国家的因果律发生作用；半殖民地国家因为有其独特的因果律，不认清这一因果律，在半殖民地国家与现代国家对抗时，就无法考虑其战争能力的性质问题。”如何具体地对中国抗战力形成进行质的考察呢？“总篇”提出两个方面：“一是这场战争对中国社会所具有的性质；二是进入战争过程的中国社会性质。”简言之，即战争的性质和战争中中国社会的性质。关于前者，“总篇”提出3个观点：（1）战争是包括民族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在内的“全国民（民族）的抗战”。（2）由于贫弱落后，从战争开始“就要求中国政治经济重组”，而“重组的方向是中国政治经济的近代化”。（3）对中国而言，战争不仅是领土问题，而且由于日军是部分地占领了中国，所以在战争进行的一定阶段，在占领区内部或占领区与非占领区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政治经济斗争。“总篇”的结论为，面对这一切，解决困难的关键是：民众动员和政治动员，也就是“民主化和政治统一问题”。（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第2-3页。）那么，中国社会是否具备这种能力呢？“总篇”从中国社会性质的角度，指出其所具备的4个主要条件：（1）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地位。（2）百年来特别是20年来中国民族取得了发展。（3）虽然落后但地大物博和农村经济的存在。（4）国外条件。（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第3页。）“总篇”的观点，显然受到了毛泽东1938年5月所作的《论持久战》报告的影响。“中国抗战力调查”实际上就是具体地调查分析由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中国全民抗战赖以实现的条件与因素的发展变化，从而评估中国抗战能力和战争发展的阶段性变化，所以称之为方法论。
    “总篇”中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总括报告书”，不是调查的全部总结，而主要是关于国民党政权下战时经济与财政政策的分析，故容后再谈。
    第2分册和第3分册是政治篇。由中西功执笔的第2分册是“战时的中国内政”。尾崎秀实评论称：“这部分是全报告书最高水平之所在。”（注：〔日〕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1941年4月，第8页。）该报告书首先分析了战争前后中国国民党等各党派的动向，揭示了因战争而动摇了的社会根基，以及在这个根基之上的中国社会更加深刻的复杂性。不过，重点是第2章“民众动员和中国政治”。报告书明确指出：“中国的民众动员存在着性质不同的两条道路：一是国民党的方向；另一是中国共产党指导的方向。”前者包括国民政府战时编成的300万新军，完全是强制性的和义务性的，而且土豪劣绅从中舞弊，不仅难以收到战时动员之效，而且酿成广大农民的离反。“相反，中国共产党把群众动员理解为群众自身的运动。也就是，根据群众的直接利益组织群众，与此同时以此种组织力将群众向政治（抗日）、军事（游击战）、生产等方面动员。”报告书的观点非常明确：“中国抗战力的据点在农村；动员的基本阶级是农民。”（注：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第9页。）而农民动员必然关系到农业改革和土地问题，进而触及农村政治民主化以及统一化等中国政治大问题。
    由津金常知和小仓音次郎执笔的第3分册“八路军与新四军”，主要是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对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活动作了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地区性的说明。尾崎秀实说，这是“中共领导下的这些军队采取什么方针和有什么动向的最早说明”，“使我们注意到，中共独特的抗战方式是如何地倾注深刻的努力抓住广泛的农村社会”。（注：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第10页。）应该特别注意的是，报告书结论性地声称：“华北形势的发展，是日中战争整个形势发展的缩影，并且先行于其他地区近半年。”的确，由于八路军的抗日游击战争扩展到全华北，使日军不得不将其主力转移到华北，因而早于全国进入对日的战略相持阶段。而且，正如报告书所说，“华北游击区的发展，已经由对日作战的意义，正在逐渐转向对内革命的意义”（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3分册，第160-163页。）。对于活动在长江下游一带坚持抗日武装斗争的新四军，报告书指出了它在牵制日军进攻、扰乱日军后方、配合正规军作战、破坏伪政权、牵制国民党中途妥协、牵制日军向西北进攻破坏共产党根据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尾崎秀实认为，报告书对于新四军与国民党的对立，看法有些肤浅。尾崎说：“这个地区，是江浙财阀及与之勾结的英美资本的经济基地和国民党的地盘。这个对立触及了抗日政权下政治问题的本质。”（注：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第10-11页。）
    由10个分册构成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书中经济问题占最大篇幅：第4至第7分册是“经济政策篇”；第8、9分册为“内地经济篇”。相应地，由中西功执笔的编在第1分册“总篇”中的“中国抗战力调查总括报告书”，内容全部是关于中国，主要是国民党管辖区的经济政策与经济状况的论述。所以，他的总括报告书也可以说是经济政策篇和内地经济篇的集中概括。作为最后的结论，他把政治力与经济力联系起来，并从战争以来的发展中，考察了这两种力相结合的消长变化。
    为了持续抗战，中国必须强化军事、统一政治和重组经济。由于包括工业大城市在内的国土沦丧和西南被封锁等，内地经济确实非常困难。但是，中西功认为“重庆政权无论如何还没有达到毫无办法的地步。战时经济力的最大限度是国民无法生活”，“现在重庆政府的粮食问题，与其说是米的绝对缺乏，不如说是其政策极其恶劣”。他还说：“中国被称为地大物博，也就是说，任何方面都表现为五千年的传统农业经济。如果拥有把它们适当组织起来的智慧、意志和手段，即使是极原始的方法，在量的方面也是相当大的力度。其中决定性的是意志，是方法手段。这些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体现为政策，而实行、实现的力量总称为政治力。”“随着战争逐阶段地深刻化，该国政治结构必然大幅度地重组，而重组是战争深刻化的前提条件。”“然而，这种重组的内容，不是简单的既有统治阶层的统一或重组，而是以阶级性的组合为内容。也就是，其本身是深刻的阶级斗争，所以，这是中国抗战力的最大问题。”从这个观点出发，中西功指出：“中国政治上动摇的决定性因素是国共决裂。某种场合还有中国民族资本和地主的内部分裂。后者现在已由南京和重庆的对立中表现出来。”（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第123页。）而引起中国政治动摇的原因，除国际形势、中国内部政治力量对比外，还有日本对华政策。而这些都是变动的不确定因素。中西功把1939年分成三阶段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称：“总之，国共分离还不是今天、明天的问题，但并非没有分裂的可能性。不过，现在还是存在继续合作的可能性。今年11月为中心的宪法斗争，说不定会看清这一长期合作和将来的中华共和国的前景。”（注：〔日〕中西功：《关于日中事变的阶段性划分》（抗战力调查委员会参考资料），1940年2月23日油印本。资料将1939年分为3个时期：（1）武汉陷落到4月反攻（一应整理期）。（2）5月到欧洲大战前后《最大混乱期》。（3）欧洲大战至1940年初（再次整理和新时期开始）。）通过对1940年的三阶段分析，中西功又得出结论说：“随着世界战争的进展，中国事变再次显现出持久的局面，真正的政治优越于军事的局面展开了。这种情况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承认新中央政府吧！”（注：《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第1分册，第138页。关于当时的军事情况，文内称：日本认为需要最大限度地利用西南封锁和对重庆的军事压力迅速处理事变，但是重庆方面对日本的第四次军事全面攻势警戒很强，8月八路军的华北出击（百团大战）也与此相关联，而且在欧洲战场，法、荷等国败北，又有三国同盟成立，故做出如上判断。）
    对于具岛兼三郎执笔的第10分册“外援篇”，尾崎秀实认为，也是编写最好的报告书之一，尤其第2章“各国为何进行对华援助”，第3章“各国对华援助的各种条件”，第5章“援助的实绩”，都很周详。尾崎指出：“报告中具体地阐释，英美等各列强援蒋态度的本质归根到底在于维持殖民地统治。”（注： 尾崎秀实：《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委员会“昭和14年度总括资料”》，《满铁资料汇报》第6卷第4号，第3页。）
    上述调查成果，是在1940年3月下旬的第2次中间报告会之后形成的。5月末又进行了第3次中间报告会，其间中西功作了“总括报告”。然后，从6月1日到7月末止，向各地的诸多方面广泛地作了报告。原满铁调查员野野村一雄称：“在满铁的综合调查中，将汇总的成果用活版印刷刊行的形式得以作为文书保留下来，同时，从东京、奉天、新京到上海、南京、北京多次举行报告会，大规模口头报告其内容，这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注：〔日〕石堂清伦、野间清、野野村一雄、小林庄一：《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东京，原书房1986年版，第60页。）当时，从日本中央到现地军政枢要部门几乎无不聆听满铁调查员的报告，诸如满铁总裁大村卓一、关东军参谋长饭村中将、上海武官府岩村武官长、中国派遣舰队岛田司令官、阿部大使、中国派遣军板垣总参谋长、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等都亲自出席。满铁调查员还应邀与参谋本部、陆军省的人员座谈讨论。
    历史上的侵略者无不投机性地妄图靠突袭侥幸取胜。日本侵略与征服中国的战术也是建立在妄图给中国以一击就可以迫使中国认输求和的“速战论”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没有也不愿意正视中华民族所蕴藏的抗战实力。直到武汉战役，他们还认为武汉已是“最后的战场”，可中国仍未投降。“速战论”的破产，使日本侵略者不得不接受战争长期化的现实。但是，他们还是妄图用军事压力和政治谋略相结合的办法，达到尽快征服中国的目的。1940年1月1日，中国派遣军总军提出的《关于解决事变的极秘指导》，要求“以至昭和15年（1940年）秋季左右为目标，特别努力解决事变。在强化促进汪工作的同时进行对重庆工作。适时捕捉对重庆停战时机，并指导注、重庆的合流。”（注：〔日〕臼井胜美、稻叶正夫编集：《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东京，みすず书房1964年版，第583页。）如前所述，满铁调查员在各地进行关于中国抗战力调查的报告会的时候，正值日本军部推行其方针，一方面由中国派遣军情报部长今井武夫进行对重庆的“桐工作”（1940年5月至9月在香港与蒋介石代表宋子良秘密谈判）；一方面配合政治谋略，进行“宜昌作战”等军事施压的战争行为，以期重庆方面尽早投降。所以，中国抗战力调查之所以受到各方面的关注，固然是报告的内容所使然，更重要的是，它是当时日本对华政策所需要的战略情报调查。日本有的人士认为，中国抗战力调查的结论是：日本不能战胜中国，中国却能在战争中实现革命性变革。这种看法也不错。因为，中西功等主导调查员的政治观点和贯穿在报告中的论证都是如此。但是，第一，站在帝国主义立场的人们不可能同意此种观点；第二，在天皇制专制主义下推行军国主义侵略路线，其营垒内部无以产生足以使形势逆转的力量。因此，中国抗战力调查报告并不具备遏制战争的回天之力。日本军政当局之饶有兴趣地听取报告，就是因为它是情报，而且是战略情报。所以，“中国抗战力调查”也只是“火”了一年，之后它在满铁综合调查中的“中心”地位即被其他调查项目所取代。及至中西功等被捕、满铁调查部事件发生后，抗战力调查委员会便被取消了。
    四、结语
    综观满铁调查部的几十年历史，大大小小的对华调查活动，不计其数。就大型调查项目而言，继“中国抗战力调查”之后，还有为期10年、投入力量更大的“中国惯行调查”。这项调查系满铁调查部与日本东亚研究所合作进行，包括“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华中商工惯行调查”和“城市不动产惯行调查”。但是，满铁几乎所有的对华调查，其政策目的都是明确的，或者说都是先有政策，后有调查，并非是将政策的制定和形成放在客观的、科学的调查基础之上。这就决定了满铁大量对华调查所形成的对中国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局限性，以至错误。也正为如此，我们更应该充分地分析研究满铁调查及其成果观点，对于极少数左翼调查员的调查与观点更应详加探讨，他们可能受到中国观点的影响，但绝非是中国观点的简单重复。为了从本质上认识战时的中国，辨别战时中国历史的是非，需要拓宽视野和思路，而影响广泛的满铁对华调查及其成果观点是不能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