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城建于公元前486年，始称“邗城”，公元前319年改名“广陵”，公元前221年后称“江都”、“濞城”、“舆县”、“南兖”、 “东广”、“吴州”；公元581年改为“扬州”、“邗江”、“江阳”；618年后又称“扬州”、“维扬”、 “邗州”等〔1〕。
    扬州府地处江淮平原南部，南临长江，紧接吴越平原；北连淮水，与中原大平原接壤，中贯直达京都长安的大运河；东濒大海，气候温暖，雨量充沛，自然资源丰富。它与南西北三面相连的数十州，在隋唐时期不仅地势冲要，而且经济极为富庶，故被誉为“淮海奥区，一方都会，兼水漕陆挽之利，有泽渔山伐之饶，俗具五方，地绵千里”〔2〕。
    一、扬州成为国际商贸大港的原因
    公元7至9世纪扬州港繁华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第一，它是中国水陆交通的最大枢纽。扬州港城位于长江入海口的北岸，与大运河相交，为中国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和中外航线的中继大港。内河航线，通过大运河与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相连接，西北可抵洛阳、长安，南面通达杭州、明州。经长江水系可达湖北、四川、至江西江州（今九江市）、洪州（今南昌市）与东南由梅岭等通道北上的广州、福建陆运相衔接，成为广州、泉州等港口与长安间的接节中继港。陆路交通也是以扬州为中心，由汴州达扬州，以及由扬州到吴、越、湘、粤的驿路，都是沿着重要的河流双线并行的。海外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从扬州港起航，与日本唐津港对渡，或通过江南运河经明州起航，横渡东海抵日本庵美大岛、益求（今屋久岛）、多称（种子岛）、博多、三津浦（大阪三津寺町）等；从扬州东出长江口，经明州、广州，与大食、波斯等西亚各国通航；自扬州沿运河北上，经楚州（今淮安市）出淮河口，可抵高丽、新罗。
    第二，它是江淮与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唐朝扬州大都督府、淮南节度使、淮南采访使、江淮盐铁转运使的治所和州郡官衙，都设在扬州子城（亦称“牙城”或“衙城”），城周长7.25公里。市舶、漕运、盐运、茶运、造船、河工、堰闸、专卖物品等均由扬州转运使统一管理，故唐朝廷往往派遣皇亲国戚或能臣干吏出任扬州的水陆转运使（亦称江淮转运使、淮南转运使），甚至兼理漕运和盐运，有时还兼任地方行政长官--淮南节度使。名相姚崇、裴耀卿、元载、刘晏等都曾出任过此职。于是，扬州的政治地位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它是江淮与东南地区货物的集散地。8世纪以后， 扬州“当南北大冲，百货所集”〔3〕，人口集中，天宝元年（743）已达7150户，467857口人。商品以粮食、盐、茶为大宗，土贡有金、银、铜器、青铜镜、绵、蕃客袍锦、被锦、半臂锦、独窠绫、殿额莞席、水兕甲、黄稑米、乌节米、鱼脐、鱼、糖蟹、蜜薑、藕、铁精、空青、白芒、兔丝、蛇粟、括蒌粉等〔4〕，故史载：“扬州富庶， 甲于天下，自唐及五季称为扬一益二。今鱼盐谷粟布帛丝絮之饶，商贾百工技艺之众，及陂塘堤堰耕屯种植之宜，于古未有改也。”〔5 〕港口停泊的货船多得惊人，《河东记》载贞元年间（785-805）扬州“舳舻万艘，溢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江淮漕粮集中扬州装船、编队，然后由邗沟（即江淮运河）进入淮水，再经汴水入黄河转渭水，抵洛阳、长安，或运北方边塞。天宝八年东都洛阳含嘉仓储粮多达5833400石〔6〕，扬州每年中转漕粮至少200至300万石〔7〕。榷盐、 榷茶是唐政府解决财政困难的两项重要经济措施， 开元二十二年（734）江淮转运使裴耀卿设扬州转运院，专门运销淮南通州、泰州11处盐场所产的淮盐。乾元元年（758）制定榷盐法，规定煮盐归民， 运销归官。两淮盐都先集中在扬州港，然后发往京师或上江各州郡，由官卖予商民，每斗价110钱，比天宝、至德时增加11倍〔8〕。乾元三年，刘晏任江淮盐铁使后改进榷盐法，将官运官销部分改为商运商销，并设“常平盐”与“漕盐”，故“岁得钱百万余缗，以当百余州之赋”〔9 〕。于是扬州港成为盐商汇集、盐监众多、盐船不断的运销中心。茶的产区主要分布在东南地区，仅江南道“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10〕。当时北方已出现饮茶习惯，北运的茶叶都在扬州中转，贞元年间开始榷茶，“初税茶，岁得钱四十万贯”〔11〕。近年扬州出土大量唐代瓷器，品类繁多，色彩丰富。其他各种手工业品、海货、进口药材和土特产等，从扬州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北方和边远地区，故史载“扬州，江吴大都会，俗喜商贾，不事农”〔12〕，“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先是诸道节度观察使，以广陵南北大冲，百货所集，多以军储货贩，列置邸肆，名托军用，实私其利息。”〔13〕
    第四，它是东西亚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商贸大港。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说明7至9世纪的扬州港，是东亚和西亚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际大港。日本大化革新后掀起学习唐文化的热潮，自630年至894年派出遣唐使19次，第8次开始取道南路， 直接从日本横渡东海到扬州登陆，或经明州北上到扬州，再往长安。 来华使团人员第7 次后每次500人左右，最多两次达557和594人。他们有通晓经史、擅长文墨和精通唐朝情况的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四等级官，以及很多学问僧、留学生及其傔从等随行人员〔14〕。扬州寺院众多，大明寺鉴真和尚是东南地区佛教首领，故不少学问僧散居扬州各寺院读经修行，有的长达数十年。留学生广泛接触唐朝的政治、文化、技术等，尤对汉学有较深的研究，归国后把在中国所学的成果去丰富日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鉴真应第11次遣唐大使藤原清河等人邀请，率24名弟子于753 年东渡日本弘扬佛法，教授戒律。他把盛唐佛学、建筑学、医药、文学、绘画、书法、雕塑、印刷术、手工技艺等传到日本，为中日文化交流与两国民间友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先驱。日本人民称誉鉴真为“日本佛教与日本文化的大恩人”。新罗与唐朝关系最密切，派遣大批留学生到楚州登陆，再去长安，故楚州建有新罗坊、馆，接待新罗使臣、留学生、学问僧和商人，其中不少人从楚州南下扬州经商做官，崔致远就是代表人物，所著《桂苑笔耕录》，记下了不少有关扬州与中韩交流的史事〔15〕。西亚诸国与扬州交往也很频繁，唐人笔记常提到扬州“波斯邸”，今江都县东部仍保留“波斯庄”地名〔16〕。扬州出土的唐陶俑，有不少是高鼻深目，栩栩如生的波斯胡人的造像。唐代阿拉伯穆斯林来扬州已达到顶峰，何乔远《闽书·方域志》载道：“默德那国有吗喊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一贤传教广州，二贤传教扬州，三贤四贤传教泉州”。1980年扬州城东北郊的唐墓中，发掘出一件烧有阿拉伯文“真主最伟大”铭文的背水扁瓷壶〔17〕，这不仅填补了中国伊斯兰教文化史上的一大空白，而且确证阿拉伯人在唐代传教于扬州的历史事实。同时，扬州还有昆仑人、占婆国（今越南占城）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