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唐以来，扬州不仅山水秀丽，而且以园林古刹和名胜古迹驰名中外。扬州是佛教胜地，城内有大明寺、既济寺、开元寺、龙兴寺、崇福寺、延先寺、禅智寺、山光寺、梵寺、大云寺、白塔寺等三四十所之多。从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唐朝寺院，有各自的寺产，经济独立，佛学派系独立传播，并有各自的思想体系。当时佛教共有13种派别和学说，主要有8种，其中律宗、净土宗、禅宗最为盛行， 东渡日本传法的鉴真和尚是律宗大师。他主持的大明寺因建于南朝大明年间（457-864）而命名。蜀岗产茶，寺内井水有名，于是盛行饮茶风气的大明寺西廊前壁上，有一首“大明寺水，天下无比”的8句谜语。隋文帝时在大明寺内建起9层高的木塔，名“栖灵塔”，可以登高远眺四望：“千里看不隔”、“天涯近如迫”。这些可观的宫殿梵刹和宝塔，吸引了大批佛门信徒和海内外游客前去光顾。他们登上栖灵塔的诗篇是最好的说明：“淮南富登临，兹塔信奇最。直上造云族，凭虚纳天籁。迥然碧海西，独立飞鸟外。始知高兴尽，适与赏心会。连山黯吴门，乔木吞楚塞。城池满窗下，物象归掌内。”〔50〕
    4.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购物中心
    扬州是7至9世纪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的购物中心和亚洲最大的商贸大港。史书载道：“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遍百数”〔51〕。扬州是官绅、富商大贾的“乐园”，也是四方人士旅游和购物的好场所，曾经使向往者发出“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宏愿。不少唐人的诗句倾吐了这种心情：“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52〕，“春风十里扬州路，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53〕；“夜桥灯火连星汉，水郭帆樯近斗牛；今日市朝风俗变，不需开口问迷楼”〔54〕；“商胡离别下扬州，忆上西陵故驿楼，为问淮南迷贵贱，老夫乘兴欲东游”〔55〕。李白《江夏行》又描述了扬州商人之家眷的思念：“忆昔娇小姿，春心亦自持，为言嫁夫婿，得免常相思。谁家嫁商贾，令人却愁苦。自从为君妻，何曾在乡土。去年下扬州，相送黄鹤楼，眼看帆去后，心逐江水流。只言期一载，谁谓历三秋，使妾肠如断，恨君情悠悠。”
    扬州市场物品之稀罕和贵重，从下面两条材料可以说明。《太平广记》讲到开元时，韦弇“东至广陵，因以其宝集以广陵市，有胡人见而拜曰：‘此天下之奇宝也’。……遂以数千万为直而易之。”肃宗时，有波斯商人以百万之价购得内装有12粒珠子的小瓶。“胡人至扬州，长史邓景山知其事，以问胡。胡云：‘瓶中是紫靺鞨。……有其物而无其价’。”
    三、扬州港的历史地位
    二千四百多年（公元前486-公元1997）来， 扬州港经历了大自然的变迁和人为的灾害，几起几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一，扬州港城的兴衰史，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变化与盛衰的一个缩影。
    春秋时期出于军事运输的需要，吴国在开凿邗沟的同时构筑了邗城，中间历经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开发与营建，到隋唐时期扬州港的繁华达到了顶峰。唐末五代，中国处于军阀混战之际，“江淮之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兵火之余十室九空”，扬州变成“芜城”，“仅存居民百户”〔56〕。北宋统一全国后，重视大运河的治理，扬州港得到苏复，南宋初年一度以扬州为“行在”。建炎三年（1129）金兵占领扬州，又“纵火焚城，士民皆死，存者只有数千人而已”〔57〕。再次重创后的扬州，又经南宋与元政权对运道和扬州城的修治，开始有些起色，但到元末又遭到地主武装张明鑒毁灭性的破坏，“日屠城中居民为食”，到元至正十七年（1357）朱元璋部队进扬州时，“按籍城中，仅余居民十八家”〔58〕。明初实行让步政策，大力治理京杭大运河，扬州再度成为江淮重镇。但到明末，清军攻破扬州，屠城十天，人民死亡八十余万〔59〕，于是血流成河，城郭荡尽。清初康熙亲政后，把“三藩、河务、漕运”列为施政的三大主要任务〔60〕，亲自督治黄、淮两河，疏通运河。加上康熙、乾隆12次南巡江南，使扬州的繁华仅仅次于唐代而已。然而乾隆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衰落，扬州也日益走向衰落。一部扬州古代港城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变化以及兴衰的历史。
    第二，扬州港和大运河是唐王朝赖以维持政权的经济命脉。
    隋唐时代，中国封建经济的重心已南移到长江流域和江淮地区，而政治中心仍在关中的长安和洛阳，如何运输东南和江淮财物，尤其是粮食供应京师，就显得非常重要而迫切。贞元年间（785-805），韩愈曾指出：“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九”〔61〕。“安史之乱”以后，唐朝政权能够维持和巩固，全赖东南各道财赋的供给。于是，大运河成了唐王朝以后历代统治者的生命线，各代帝王都付出极大的代价，务求维持这条水路的畅通和扬州港城的繁荣与安定。德宗兴元元年（784 ），中原战乱，运河陷于瘫痪，镇海军（驻润州，今江苏镇江市）节度使韩滉用武装力量护送江淮漕米3万石到长安， 德宗欣喜若狂，对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62〕。时人李敬用诗阐明了大运河与唐政权的密切关系：“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从此，扬州港城和大运河才世世代代受到封建政府的重视与保护。
    第三，扬州港城是7至9世纪东西亚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
    公元7至9世纪的中国，不但是东亚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大国，而且对波斯湾一带的西亚地区来说，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大食（伊朗）、波斯（阿拉伯）的珠宝商人，最早沿着我国陆上丝绸之路进入长安，再抵扬州，然后又乘坐扬州制造的航海大船出入波斯湾，从海上丝绸之路来往于东西亚之间。当时在扬州的波斯人数以千计，有他们聚居的村落--“波斯庄”，有他们开设的珠宝商店--“波斯店”。大批古代波斯釉陶器和阿拉伯文背水扁瓷壶的出土，说明扬州也是波斯商人的“乐园”，是他们进行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都会。
    就东亚日本、新罗、越南等邻国来说，他们的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政治军事制度等，都深受隋唐两代的影响。他们在派遣大批留学生、学问僧到中国长期留学的同时，又积极邀请中国的学者、高僧前往日本、新罗传授知识和文化。天宝年间随鉴真东渡的弟子就有越南和西亚各国的僧人，说明扬州已成为东亚佛教文化传播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