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非富无以致强” 与其他洋务派一样,刘坤一在练兵制器的活动中也认识到了“强”与“富”的关系,认为“非富无以致强”,从而积极投身于“求富”的洋务经济活动中。 刘坤一认为中国“各省矿产甚多,为我自然之利,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生财之道无逾乎此,然非有铁路,则矿务不能畅行”,因此,必须“铁路与矿务相需而成”,由此提出“善后之策,唯有亟修铁路,广开矿务”〔10〕。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刘坤一上折请设商务大臣,请开办芦汉铁路。他提醒清廷,当时列强对中国“莫不虎视眈眈,思欲择肥而噬”,中国必须“发奋为雄”,而不能“甘就削弱”。就当时形势而论,刘坤一提出“中国必须开办铁路,以为富强之基”,首先应当修筑芦汉铁路,然后以此为干路,“接办各处支路,循序渐进”〔11〕。同年南京附近发现煤矿,刘坤一便派人招聘矿师进行踏勘,然后制定办法,或由官或由商进行开采。徐州铜山煤矿产量较高,但运销上海成本很高,难以与洋煤竞争,刘坤一便向清廷上片,请求蠲免沿途厘捐,以减轻商人的负担。 对于洋务企业的经营形式,刘坤一不同意官督商办,而主张官商合办。光绪七年(1881年)他上片清廷,主张将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内的官款及其利息,“作为官股,照商股一律办理”,这样“其利得以分润,公私两得其平”〔12〕。对于路矿企业也是如此,刘坤一不赞成官办和官督商办,而主张商办。他认为“仍旧官办,值此库帑支绌之时,无从筹此巨款”,“若复狃于官督商办之说”,“势不至本集自商利散于官不止”,因此请求“以官发其端,以商任其事”,进行商办〔13〕。他在请求开办芦汉铁路的折子中建议:“访查殷实绅商,及由商而官,或由官而商者,派充总商,令其自设公司,招集股分”〔14〕。他在给翁同和的信中也明确表示“官办不如商办”。但是,他所说的“商办”,是必须由“官为保护”,即由政府控制的。光绪二十四年,刘坤一遵旨在上海设立商务总局,目的是“联络绅富,鼓励商民,讲求物土之宜、仿办制造之事”。到光绪二十七年,他与张之洞上折清廷,认为“西国之富实以工”〔15〕,请求在国内奖励工艺,鼓励人民设厂制造,发展工业,并请求制定矿律、路律、商律,保护国内工商业。 刘坤一主张与外国通商,认为“中西通好通商,将与天地相始终,即有圣神文武之主起,而内修外攘亦不能闭关绝市”〔16〕。光绪七年,在对轮船招商局前往东西洋贸易的讨论中,刘坤一极力赞成并主张给以支持。早在两广总督任内时,他就曾批准轮船招商局“和众”号轮船前往美国檀香山进行贸易。他认为“泰西各国以商而臻富强”,中国应当仿效,中国商船到各国贸易,还可以“分洋人之利”。同时,刘坤一还主张在国内保护中国商人的利益。光绪六年,他上折清廷,主张采煤运煤“应一例减税”,“以广销路而顺商情”。第二年他上片清廷,主张中国商人运茶到俄国,也照俄国商人只交正、半两税,此外概不重征,“庶几有利可图,商情自能踊跃”,不致被俄商挤垮〔17〕。 刘坤一主张“富”、“强”并重,“非富无以致强”,这与其他洋务派没有什么区别。但他“求富”的途径却与其他洋务派不同,他不仅反对企业的官办,而且反对官督商办,大力提倡商办,主张保护国内工商业,并付诸行动。这些都有利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三“中学宜兼西学” 机器生产与科学技术紧密相关。对此刘坤一也深有认识,他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认为这才是“自强根本要图”。 刘坤一早年主张设西学馆传播西方的先进科学文化和技术。光绪二年,他准备在广州设西学馆,认为“西学馆之设,诚为当今急务”,以后又请福建船政大臣黎兆棠替他在福建艺学馆和福建船政出洋留学生中,物色各学科优秀人才,“堪充各西学馆教习”〔18〕。西学馆拟开设制造、驾驶、矿学、化学、汽学、重学等课程。可惜他不久被罢职,西学馆也就半途而废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刘坤一上折清廷,建议广泛翻译西学书籍,发给各省书院,供诸生学习,并由各地方官聘请西洋饱学之士和精通西学的中国学者为书院教习。另外,在各通商口岸设立学堂,聘请懂西学的人作教习。光绪二十四年,刘坤一在《创立江苏省郡县学堂折》中指出“学堂之设,为自强根本要图”,在江苏“应迅设省、府、县各学堂以植其本,另设农、工、商等学堂以造其精”〔19〕。于是,他在南京将原储材学堂改成江南学堂,作为江苏省高等学堂,将各府、县旧有书院改为府、县学堂。宗旨仍是“中学为主、西学为辅”。同时,他打算再设立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矿路学斋,分别学习种植、农艺、树艺、畜牧、制造、重力、汽化、地质等各种专门学科。同年十月,清廷下令停罢各省学堂,刘坤一立即上奏加以反对,请求“饬各省分设中学堂、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以资诵习,延请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期渐开风气”〔20〕。光绪二十七年,他与张之洞上奏清廷,建议“令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并宜专派若干人入其师范学堂,专习师范,以备回华充小学、中学普通教习”〔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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