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刘坤一还主张设立报馆、派遣留学和奖劝游学。光绪二十四年清廷下令严禁报馆、学会等。刘坤一上片认为农学会、农学报、商学报、商学会，能够联络通气，考求物产，对于农务、商务大有益处，请求清廷不要禁设这类馆会。第二年，刘坤一在江苏各学堂中挑选了20名学生，派赴日本成城学堂学习军事，以期成为“干城之选”。光绪二十七年，他与张之洞共同上奏清廷，提出应当“奖劝游学”，或由“各省分遣学生出洋游学”，或由个人“自备川资出洋游学”，学习文武两途及农、工、商、师范等专门之学，学成者给以进士、举人、贡士等资格，这样清政府就“可省无数之心力，得无数之人才，已可谓善策”〔22〕。
    在引进西学方面，刘坤一当然还不能脱离“中体西用”的窠臼，但他主张全面、系统地引进西学。他提倡的兴学堂、设报馆、遣留学、劝游学，都推动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四“据理力争”与“以夷制夷”
    刘坤一久任地方疆吏，在长期的对外交涉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19世纪70年代，刘坤一对外交涉的基本思想是既要维持和约，但又不迁就退让，正如他所说：“中外交涉事件，固须推诚布公，亦在于直捷坚忍，不躲闪，不游移，有时亦足以服其心，挫其势。”〔23〕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台，刘坤一认为“不可不防其渐”。《中日北京专条》签订后，他很不满意，认为清政府“议给五十万，虽以抚恤为名，终是苟且将就”〔24〕。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与沙俄谈判归还伊犁问题，刘坤一上疏认为“俄约决不可迁就，致启得步进步之渐，恐以肉啖虎，肉不尽而虎不止”〔25〕。及至曾纪泽与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新约》，他仍觉得清政府“过于迁就，将来善后为难”。
    在具体办理对外交涉中，刘坤一基本上做到了“据理力争”。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事例是他在江西办理教案和在广州交涉华工出国问题。刘坤一认为，“天主教之败坏民风，有碍吏治，难以言罄，现在污染渐深，蔓延渐广，居然异类，隐然敌国，尤为将来之忧”，非常不满“领事、主教、教士等不惟每事干预，并且多方把持”〔26 〕。 同治八年（1869年），因为酉阳和遵义等教案问题，法国公使罗淑亚在法国水师提督的陪同下，率军舰沿长江西上。法国天主教九江主教戴济世闻知此事，便推翻同治二年南昌焚毁教堂已赔银完结之案，要求在南昌清理地基，重建教堂。罗淑亚等人到南昌后，刘坤一与他反复谈判，辩论达两年之久，最终使之理屈词穷，不再争闹。同治十二年，江西抚州崇仁县天主教教民章建明，仗恃传教士护持，在县衙门截捉70多岁的老贡生汪波，将其打伤，并多次在县里滋闹。崇仁知县非但不敢捉拿，反而还打算赔修教堂。刘坤一认为“过于迁就，不惟不成政体，更虑养成该教士恶习，将来必至创巨痛深”〔27〕，批饬将章建明等人提解到南昌审办。法国传教士罗安当写信给刘坤一干涉此事，而刘坤一不受干扰，最终将章建明等人施以杖徙之刑。
    西方殖民者为了牟取暴利，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大肆从事诱骗、掠卖华工的活动。光绪四年，广东省番禺县在城外查出一所为美国同孚洋行诱拐华工的地下“招工馆”，并查获被诱拐的数十名华工。事发后，同孚洋行与美国驻广州领事林干、秘鲁驻华公使爱勒谟串通一气，多次到两广总督衙门纠缠，要求将所扣华工放还同孚洋行。刘坤一与之反复辩论将近两个月，最后除准许自备川资取保的11人仍准出洋外，其余一律扣留。同年西班牙驻广州领事多达要求在广东进行所谓“招工”，刘坤一立即将其驳回。西班牙驻华公使伊巴理在外扬言以借给华工盘资为条件在广东招工，实际上仍是诱拐华工。刘坤一得悉后立即写信给总理衙门，要求出面制止。接着多达又多次亲自到总督衙门进行交涉，均被刘坤一驳回。刘坤一又与多达信函往复，进行辩论，最终使多达放弃了要求。
    在对待列强侵略的问题上，刘坤一虽然主张在交涉中据理力争，但同时还主张依靠列强调停，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之相互牵制，来达到制止他们侵华的目的。例如，对待俄国的南侵，他就主张“宜结援西洋以拟俄人之后，使之不敢南牧”〔28〕。甲午中日战争以后，刘坤一更深刻地意识到了列强对中国的威胁，但他也更一味地把祖国的安宁寄托在列强之间的相互牵制上。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刘坤一喜出望外，认为“为目前计，为将来计，均应联络俄与法、德，以壮声援”〔29〕。为了取得俄国的“声援”，刘坤一一反常态，把他一向视为最危险的俄国看作可以依赖的朋友。他上奏清廷，建议密饬总理衙门及出使大臣，“凡与俄交涉之事，务须曲为维持，有时意见参差，亦须设法弥缝，不使起衅”，并认为“中俄邦交永固，则倭与各国有所顾忌，不至视我蔑如，狡焉思启”〔30〕。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借口巨野教案出兵强占了胶州湾，刘坤一给总理衙门和翁同和、荣禄等人写信，建议秘密联络英国、日本和法国进行干涉，或者干脆将胶州湾开放给各国来牵制德国。义和团运动时期，俄国乘机出兵占领了东三省，并强迫清朝当地官员签订了《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刘坤一立即给流亡在外的军机处发电报，要求军机处密电各国全权代表不承认这个章程。此外，刘坤一还与张之洞给英国和日本专使发电报，打算将东三省开放给各国，以此遏止俄国的独占，只是由于日本的反对才未实行。刘、张又托盛宣怀把中俄章程秘密交给英、日、美、德四国领事，企望各国共同“责以大义”，俄国“似亦不能不从”〔31〕。这种“以夷制夷”的主张，是利用列强之间的相互矛盾使其互相牵制，以阻止他们对中国的进一步侵略。这是刘坤一在列强环逼、国力虚弱的形势下不得已想通过外交途径抵制侵略的办法。正如他所说：“引狼自卫，本属非计。然处此万不得已之势，若因应不善，则狼且与狈共售其奸。”〔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