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唐代航运的发达与船舶的空前增多
    唐代的航运事业十分发达。《旧唐书》卷九四《崔融传》记载说：“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唐国史补》卷下亦说：“凡东南郡邑无不通水，故天下货利，舟楫居多。”唐代航运，以长江为东西主干线，南北有众多支流及运河相沟通，其它江河水道交错密布，处处可通舟航。凡是水路可通之地，都可以见到船舶的频繁往来。
    在长江上游，造船业有着雄厚的根基。早在隋朝初年，信州总管杨素就曾“居永安，造大舰”（注：《隋书》卷四八《杨素传》。）。武德年间，夔州总管李孝恭东下征战，于此“大造舟楫”（注：《旧唐书》卷六○《河间王孝恭传》。）。又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太宗准备跨海征辽东，下令各州打造舰船，鉴于蜀地“百姓富庶”，于是“遣右领左右府长史强伟于剑南伐木造舟舰，大者或长百尺，其广半之”。舰船造成后，“别遣使行水道自巫峡抵江扬，趋莱州”。后蜀时，孟昶“取蜀官殿材，造船二百艘”（注：《十国春秋》卷四九《后主本纪》。）。自隋至五代，四川地区的造船行业始终保持旺盛的势头。
    唐代剑南道的物资主要通过长江航运直下荆、湘，既能远帆出海，也能转航北方。《玉海》卷一八二引杜佑的话说：“蜀汉之粟，可方舟而下，由白沙趋东关，历颍、蔡，涉汴河抵东都。”沿长江直下，商贸交通畅行便利，往来船只难以计数，对此，唐朝诗人多有描述。《全唐诗》卷五四八薛逢《题剑门先寄上西蜀杜司徒》有云：“梯航百货通邦计”；同书卷二八○卢纶《送何下第后归蜀》云：“水程通海货”。杜甫更有“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青帘白舫益州来”（注：《全唐诗》卷二二九《夔州歌》，卷二二一《柴门》；《杜诗详注》卷一九《送李八秘书赴杜相公幕》。）的诸多吟咏。
    到了长江中游，航道舒阔，沿江支流及湖泊增多，船舶的数量又明显多于上游。《全唐文》卷二四四李峤《为第二舅让江州刺史表》说：“荆门东会，舳舻相接”；同书卷六八九符载《土洑镇保宁记》曾说荆门至夏口四百里的航线上：“士民工商，连樯如云，必将沿于斯、溯于斯，……输其缗钱鱼盐丹漆羽毛。”由长江主航道南穿洞庭，进入湖南水域，船舶格外密集。刘禹锡说武陵：“拥楫舟为市”（注：《刘禹锡集》卷二二《武陵书怀五十韵》。），沈传师说潭州：“丹槛缭郭千艘屯”（注：《全唐诗》卷四六六《次潭州酬唐侍御姚员外游道林寺岳麓寺题示》。）。潭州是唐朝的重要的造船基地。据《唐鉴》卷三记载，贞观年间，朝廷“输直雇潭人造船，……大船一艘庸绢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就船值与造价来讲，潭州能够承建大吨位的船舶。
    从鄂州下江州，便可通过鄱阳湖直抵洪州，在这段水域内，船舶最为集中。《唐国史补》卷下记载：“洪、鄂之水居颇多，与邑殆相半”、“舟船之盛，尽于江西”。据《旧唐书》卷一一《代宗记》记载：广德元年（公元763年），“鄂州大风，火发江中”，一次就“焚船三千艘”。可见鄂州江面上船只的密集程度。洪州一带的船舶数量也不亚于鄂州。据《全唐文》卷三八九独孤及《豫章冠盖盛集记》记载：“豫章郡左九江而右洞庭，……由是越人、吴人、荆人、徐人，以其孥行，络绎荐至大江之涯。于是乎宏舸巨鹢，舳接舻隘。”符载也说：“斯郡也，……地侔千乘，艘驾万轴”（注：《全唐文》卷六八九《钟陵东湖亭记》。）。洪州地区的造船能力相当充实，一次便能铺开数百艘船只持续打造。贞观年间，唐太宗曾委任阎立德“为大匠，即洪州造浮海大航五百艘”（注：《新唐书》卷一○○《阎立德传》。），并随从这批海船渡海征辽东。后来，朝廷所需船舶常向洪州定做。《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就记载太宗“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及双舫千一百艘”。
    长江下游一带素以水乡泽国而著称，其船舶拥有量及其航运能力在唐朝均是首屈一指。靠近扬州的江面上，船只格外见多。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记载：“扬州府……江中充满舫船，积芦船，小船，不可胜计。”《唐大和上东征传》也说此处“江中迎舟，舳舻相接。”东南各地的水道口岸都与扬州通航，大小船队，往来如梭。《全唐文》卷六一二陈鸣《庐州同食馆记》说：“郡米数万石输扬州，舳舻相继，出巢湖，入大江。”《太平广记》卷四四引《河东记》云：“自浙东抵扬州，……舳舻万艘，隘于河次，堰开争路，上下众船相轧。”可见，四方船舶都通过水路汇聚扬州。据《旧唐书》卷三七《五行志》记载：“天宝十载，广陵郡大风，驾海潮，沦江口大小船只数千艘。”这其中必定包括外来的船舶。
    扬州是长江下游地区最大的造船中心，官营造船工场也多设在此州之内。唐中宗时，洛阳要购买“竞渡船十只，请差使于扬州修造，须钱五千贯”（注：《全唐文》卷一七三张《水衡监二条》。），平均每只船的造价为五百缗。刘晏任盐铁使后，“于扬子置十场造船，每艘给钱千缗”（注：《资治通鉴》卷二二六德宗建中元年。），其造价高过中宗时所造竞渡船的一倍。为了严格掌握造船的质量，刘晏还派“专知官十人，竞自营办”（注：《唐语林》卷一。），前后制造“歇艎支江船二千艘”（注：《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刘晏根据扬州船业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相对合理的造船费用标准。用高价格吸引造船者，同时分场设官员，允许各船场之间公平竞争。这样，不但保证了造船的工期和所需数额，也大大刺激了扬州地区造船业的发展。五十年之后，由于船场实力扩大，积累增多，成本减低，造船费用便开始大幅度下降，史称：“后五十余岁，果有计其余，减五百千者。”（注：《唐语林》卷一。）这说明，扬州船业制造经过长期运作，已经不断压缩了单位成本。此后，官方所用船只，常向扬州船场定货。《旧唐书》卷一七一《张仲方传》记载：“敬宗童年戏慢，诏淮南王播造上巳竞渡船三十只。”有唐一代，扬州地区的造船能力不断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