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扬州南下苏、杭，水网交错，航线畅通。苏州居民依水为生，拥有大量的船舶。白居易曾形容此地：“每家皆有酒，无处不过船。”“处处楼前飘管吹，家家门外泊舟航。”（注：《白居易集》外集卷上《和梦得夏至忆苏州呈卢宾客》、同书卷二四《登阊门闲望》。）常州附近也有“海夷浮舶，弦发望至”（注：《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常州刺史厅壁记》。）。顺水道折向皖南，更是“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注：《文苑英华》卷八一三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到了杭州水域，可以再次见到船舶密集的壮观场面：“骈樯二十里，开肆三万市”（注：《全唐文》卷三一六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东眄巨浸，辏闽粤之舟橹”（注：《全唐文》卷八九七罗隐《杭州罗城记》。）。据《旧唐书》卷一一《代宗纪》记载，大历十年（公元775年），“杭州大风，海水翻潮，溺州民五千家，船千艘。”可见杭州一带停泊的船只为数众多。
    从扬州沿大运河北上，入淮水，通汴水，可抵达京都，这便是唐朝著名的漕运线。楚州和泗州便是淮河流域上的交通枢纽。《全唐文》卷二六三李邕《楚州淮阴县婆罗树碑》记载：“淮阴县者，江海通津，淮楚巨防，弥越走蜀，会闽驿吴”，“商旅接舻，……鱼贯迤其万艘”。《文苑英华》卷八○九李磎《泗州重修鼓角楼记》记载：“泗城据汴淮奔会处，汴泛以射，淮广而吞，……商贩四冲，舷击柂交。”张籍曾用“春冰销散日华满，行舟往来浮桥断”（注：《全唐诗》卷三八二《泗水行》。）的诗句来描绘当地舟航的繁忙景象。从泗州出发，进入汴、宋水域，这里又是舟船集结的地方。《旧唐书》卷六九《李勣传》说：“宋、郑两郡，地管运河，商旅往还，船乘不绝”。而洛阳更是“水漕淮海”、“舟车并凑，水陆交冲”（注：《全唐文》卷二四九李峤《百官请不从灵驾表》、《请车驾还洛表》。）。宋州还是北方著名的造船基地。据《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宋州刺史王波利就承命“造大船数百艘”。所以杜甫说宋州“邑中九万家，……舟车半天下”（注：《全唐诗》卷二二二《遣怀》。）。
    黄河以北地区虽然不如南方那样舟航密布，但造船业也颇具规模，幽州、灵州都能造船。据《旧唐书》卷七七《韦挺传》记载，太宗时，韦挺“至幽州，令燕州司马王安德巡渠通塞，先出幽州库物，市木造船，运米而进。”武德年间，高祖也曾“发卒于灵州造战船”，“置舟师于黄河之中”（注：《册府元龟》卷九九○。）。
    唐朝人在从事社会经济活动中对舟船格外依赖，由此而制造并使用的船只遍布大江南北，活跃在各条水道上。这些舟船的拥有者主要由以下几个群体所组成。
    1.官方的漕船以及为此而征用的舟船。唐朝建都长安，依赖江淮各地的物资供应，从江南驶向洛阳、长安的诸条水道上，常年往返官用漕船。据《旧唐书》卷一○五《韦坚传》记载，天宝年间，韦坚任水陆转运使，就调集四方船队从事漕运，“于东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二百只”，同时征用的还有广陵郡船、丹阳郡船、晋陵郡船、会稽郡船、南海郡船、豫章郡船、宣城郡船、始安郡船等，征用船只遍及数十郡。开元时，裴耀卿为江淮、河南转运使，“凡三年，运七百万石”（注：《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刘晏督管漕运时，以“十船为纲，每纲三百人，篙工五十”，“岁转粟百一十万石”（注：《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如此看来，从事漕运的船队十分庞大。
    2.商业贸易使用的舟船。唐朝商品经济繁荣，商贾势力不断膨胀。为了牟取暴利，商人们大多采取远途贩卖的手段，这其中借助的工具主要是水上船舶。史称：“江淮商贾，业在舟船。”（注：《唐大诏令集》卷八六《光启三年七月德音》。）商贾们长期以船为家，往来于各处商业网点。《全唐诗》卷三八二张籍《贾客乐》云：“金陵向西贾客多，船中生长乐风波。”《元氏长庆集》卷四《盐商妇》也说：“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商人们财力雄厚，加之运货所需，所以他们都拥有较大吨位的船只。唐人常以“大艑高船”来形容这些商船。《刘禹锡集》卷二一《贾客词》云：“大艑浮通川”，同书外集卷八《夜闻商人船中筝》云：“大艑高船一百尺。”可见商船的型体一般都超过其它船只。《唐国史补》卷下承认：“凡大船必为富商所有，奏商声乐，从婢仆，以据柂楼之下，其间大隐，亦可知矣。”
    3.渔业捕捞所用的舟船。近水居民，以水产资源为生，他们建造了大量的渔舟，作业于江河湖泊。杜荀鹤就用“钓艇满江鱼贱菜”（注：《全唐诗》卷六九二《送友人宰浔阳》。）的诗句来描述渔家业舟的众多情形。许多渔民也以舟船为家。《全唐诗》卷八八张说《巴丘春作》就说：“岛户巢为馆，渔人艇作家。”同书卷六三九张乔《渔者》亦云：“叶舟为宅水为居。”内河渔民使用的业舟一般体积较小，故唐人多以“小艇轻舟”为喻。《太平广记》卷四四六引《潇湘录》云：“楚江边有一渔者，结茅临流，唯一草衣、小舟、纶竿而已，别无所有。”尽管渔舟简陋，但数量却极为可观。
    4.客货载运的舟船。唐代水上交通发达，客运与货运都很便利，行旅之际只要备足资金，均能乘船行遍天下。《全唐诗》卷五七一贾岛《送张校书季露》云：“从京去容州，马在船上多。”说明南北交通，水线多于陆路。载运旅客的舟船大多设施完善，装饰优雅。据《旧唐书》卷一○七《玄宗诸子传》记载，颍王李璬“将渡绵江，登舟见彩缘席为藉”，铺设就十分豪华。《白居易集》卷六《舟行》诗云：“起问鼓枻人，已行三十里。船头有行灶，炊稻烹红鲤。”可见，长途载客之船还要供应膳食，以满足旅行的需要。江河津渡，均有摆渡之舟，一来便利行旅，二来可收取船费，获利非浅。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二记载黄河津渡甚多，其中“药家口多有舟船，贪载往还人，每人出五文，一头驴十五钱”。同书卷四还记载了密州运货的船只：“新罗人陈忠船，载炭欲往楚州，商量船脚价绢五匹定。”有唐一代，客货载运的舟船遍布于各条水道及其津渡。
    5.军队拥有的舰船。唐朝注重水军的建置。自太宗时就先后在江南各州打造战舰及其它船舶。贞观十九年，张亮率“颈卒四五，战船五百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注：《旧唐书》卷一九九《高丽传》。），舰队十分庞大。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混战，军用舰船更加增多。王弘芝在盱眙“密布战舰百五十艘以塞淮流”（注：《资治通鉴》卷二五一唐懿宗咸通十年。）；许德勋在岳州“以舟千二百柁”（注：《新唐书》卷一八八《杨行密传》。）排列舰队；张雄据苏州，“稍稍啸会，战舰千余”（注：《新唐书》卷一九○《张雄传》。）；而占据浙东的刘汉宏亦曾“悉军十万列舰西陵”（注：《新唐书》卷一九○《刘汉宏传》。）。水军舰船的多少足以显示当时造船能力的高下。
    通过对唐代航运及水上舟船的粗略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唐朝的造船业具有雄厚的实力，足以担负那个时代水上交通作业的使命。造船工场分布于全国各地。《资治通鉴》卷二○一记载：龙朔三年（公元663年），高宗“以海东累岁用兵，百姓困于征调，……诏罢三十六州所造船”，那么，能够从事船舶制造的州郡必然多于此数。分散而密集的造船基地构成了唐代造船业的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