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还曾打算以葡萄牙人在澳门取得居留自治权和贸易权的先例，期望在中国也能争取到拥有一个类似于澳门这样的地方，甚至是优越于澳门的一个地方。这种愿望，可以说随着英国产业革命的进行而日益迫切。1787年，英国政府决定派遣加茨喀特（Charles Cathcart）作为大使出访中国。加茨喀特本人在接受这一任务时，即认为他的主要使命是“用何种方式--在中国取得什么地方最适宜做大不列颠的贸易商站”。他考虑，“我们需要一个适合于航运安全和往来，便于推销我们的产品和购买茶叶、瓷器及其它东部省份的回航货物的一个地方”；“厦门拥有良好的海港，可能是一个最合适的地方”。对此，英国政府在给加茨喀特的训令中，也明确地要求他向清朝政府提出：
    我们在中国的广大商业，需要一个安全的地方作为商站，以便存放出售的货物，或者在淡季时可以将其装上我们来往的船只。因此，我们希望赐予一块比广州的位置更方便的小地方或孤岛。
    假如皇帝允许建立一个商站，就必须小心谨慎地选定一个这样的地方，即它对于我们的航运方便而安全，易于推销我国的输入货品，靠近生产优良茶叶的产地，听说这个产地是位于北纬27°至30°之间。 〔32〕不幸的是，这位英国使节尚未到达中国就在途中病逝，英国使团只好随即返航。
    然而， 英国政府并未放弃这种通过对华外交来谋取商站的努力。 1791年底，英国政府又挑选到马戛尔尼这位出色的外交和殖民人才作为出访中国的大使。当内政大臣邓达斯（Henry Dundas）就此次使命如何进行并如何达到外交目的的问题询问马戛尔尼时，马戛尔尼在其书面报告的第四条提出：“使英国商人最低限度获得与葡萄牙人同等待遇，特别要准许他们在中国大陆某个邻近岛屿上有一个便利的商站，以便商人或公司代理人、船只、水手及商品得以暂住度季，获得与葡萄牙人在澳门同样的特权。”他的这一主张，即得到邓达斯的赞同和批准。1793年，马戛尔尼在北京访问时，即向清朝官员书面提出：
    一、准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和天津贸易；二、准许他们跟俄罗斯人以前一样，得在北京设立堆栈出售他们的货物；三、准许他们把舟山附近一个独立的非军事区的小岛作为仓库，堆放未售出的货物，并当作是他们的居留地来管理。四、准许他们在广州附近有同样的权利，及其它一些微小的自由……〔33〕由此可见，马戛尔尼的这些要求都是根据澳门模式来提出的。对此要求，清朝政府即通过“乾隆帝致英王第二道敕谕”的形式予以否定回答。这封敕谕中说：
    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从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能谙晓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舟）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尔国买卖人要在天朝京城另立一行收贮货物发卖，仿照俄罗斯之例一节，更断不可行。……尔国欲在珠（舟）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舟）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既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国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今欲与附近（广东）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贸易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给拨地方分住耶？……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34〕英国人的期望再次落空。1839年，英国政府鉴于清朝政府严厉取缔鸦片贸易而严重影响到英国利益，于10月1日做出向中国出兵的决议。10 月18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Henry John Palmerston）即在一件密函中通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上校：
    女王陛下政府目前的打算，是立即封锁广州和白河或通往北京的水道以及可能认为方便的其他中途地方，还要夺取并占领舟山群岛的一个岛屿，或厦门城，或其他任何一个岛屿地方，它可以作为远征部队的一个集结地点和军事行动的根据地，而且以后作为英国贸易机构的牢固基础，因为我们对这样的某个地方想要保持永久占领。〔35〕在同年11月4日巴麦尊发出的密件函中，他再次告诉义律：
    女王陛下政府打算占有舟山群岛，直到中国政府对一切事情作出令人满意的解决为止。撤出舟山群岛的一个条件，很可能是给予英国臣民在那些岛屿上一块像澳门一样的殖民地，并且还要通过条约允许他们在中国东部沿海所有的或某些主要的口岸进行贸易。〔36〕巴麦尊的这一指令，实际上勾画了《江宁条约》的草图。接着，英国外交部在1840年2月20日就拟定了将要同中国订立的《条约草案》。 《草案》中第一款就是要求清朝政府允许英国人“在广州、厦门、福州、上海、宁波等城（如果应当指定任何其他城镇，请加上它们）自由居住”，第三款中则是清朝政府“将位于中国海岸附近的□□等岛屿（叙述其位置、纬度、经度等），割让给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联合王国”〔37〕。这个待定的空缺，不久就定为香港。由此也不难看出，英国人曾受到葡萄牙人在澳门有居留权的启发，为其从中国割取香港提供了先例。必须指出的是，在早先的澳门模式中，葡萄牙人并没有主权；而英国人却并不满足，他们还要获得香港的主权，这正是澳门模式与香港模式的本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