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美列强主要忙于欧洲战场，这样各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均势、尤其是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被打破。日本乘机加紧扩张在华势力，妄图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美国同样想伺机在华攫取更多的利权，日美之间的竞争更形激烈，拉开了第二次较量。在针对中国是否参战问题上，日美两国都为加强对中国的政治影响而大做文章。随后中国政坛上演的“府院之争”便是日美较量的一出剧目，结果已为众所知，日本支持段祺瑞政府参加一战，牢固地掌握了对北京政权的控制权，使得日本在随后的在华利益争夺中形势非常有利，在与美国的冲突、较量中再一次得手。
    大隈内阁于1915年1月18日提出臭名昭著的对华二十一条，旨在独占东北，进而侵吞全中国。经过一番挣扎，迫于日本压力，5月9日，袁世凯除了第5部分内容“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承认了二十一条。此时美国早已获取了二十一条的全部内容，可国务卿布赖恩还是迫不及待地声明要享有最惠国待遇，企图利用日本的无耻要求，谋取美国在华的利益。在袁世凯正式签约前，美国给中、日政府发出照会：“美国政府谨通知日本政府：美国对于日本和中国已经缔结或行将缔结的任何协定或约定，凡有损美国及其在华公民的条约权利或中华民国之政治或行政完整或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国际对华政策者，一概不能予以承认。”④ 但是5月6日国务院要求其驻华公使芮施恩“劝告中日两国政府忍耐和相互宽容”，告诉中国政府要以“忍耐和友好”的精神与侵略方的日本政府谈判，向袁世凯施加压力，出卖中国利益。这种“此地无银”的做法，无疑暴露出美国尽管并不希望日本独霸中国，但是为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仍然坚持偏袒日本牺牲中国利益的帝国主义政策，门户开放的实质和虚伪性也昭然若揭。对华二十一条虽然使日本一时取得了对华外交的主导地位，但是除了遭到中国的激烈反对外，也严重地引起了其他列强的猜疑，所以日本为了保全既得利益，在外交上再一次面临考验。1916年10月9日，寺内内阁成立。寺内内阁认为，当前日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外交课题，就是转变大隈内阁时代陷入混乱的对华政策。寺内内阁虽然标榜维护中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并试图以有别于大隈内阁采用的强硬手段，然其核心要害，正如本野一郎外相所言，“乃是根据中国局势发展，随机应变地采取措施，以建立日本在中国的优势地位”。⑤ 维护和扩大日本在中国的势力，特别是谋求二十一条要求中尚未完全实现的权益，仍然是寺内内阁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但事实证明进一步推行与“世界为敌”的路线，即以武力为背景的反袁政策和满蒙独立运动，遭到了挫折。所以这个时期，选择另一条与各国协调的路线也正在上升为重要的日本外交课题。寺内内阁选择了后者。寺内内阁坚持了旨在加强日本帝国主义媾和地位的《伦敦宣言》（1914年10月19日日本正式加入），并于1916年7月3日，签订第四次《日俄秘密协约》。同时，针对美国的资本攻势，推出了西原借款的新侵略方式。可见寺内内阁基本遵从了“通过怀柔中国政府和输出资本来扩大在中国的利权”，为“对华政策的核心”这条由元老井上馨和山县有朋从大战以来一再主张的路线。
    1916年8月21日，美国政府针对第四次日俄协约签订，对日本政府提出了要尊重中国独立、领土完整和机会均等的建议。但是，由于1917年4月，美国宣布对德参战，自己也卷入欧洲战争，一时无力继续与日本在中国对抗，所以美国政府中逐渐出现了寻求与日本妥协的强烈倾向。与此同时日本也有急切地希望美国承认它在中国享有的特殊地位想法。于是就有了1917年11月2日《石井-兰辛协定》的签订。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两国政府永远遵守‘门户开放’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⑥。但是，协定中保全中国领土和门户开放与承认特殊利益上，二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两国均有各自的侧重点，即美国关注门户开放，日本关注特殊利益。这种截然相反的理解，说明了协定没有根本解决美、日在中国的深刻矛盾，它潜伏着一场战后必然发生的更加激烈的争斗。
    之所以这样说，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日本在推行大陆政策问题上与列强既有协调又有对抗之外，在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着路线的分歧，这种分歧就是政府与军部之间的矛盾。针对政府在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后提出的协调同欧美列强关系的路线，军部陆军方面却提出了“创造有利于日本的中国形势”的新路线。1918年的《帝国国防方针》确定以建立在中国霸权地位为根本方针，更是将美国确定为首要敌手，摆明是要抵制美国在东北亚地区势力的争夺。1918年《帝国国防方针》确定的以美为敌战略与实际对外政策之间也是密切结合的，1923年第二次修订和1936年第三次修订的《帝国国防方针》中这一点亦无变更。因此，随着军部势力的不断膨胀和其对外交事务的干涉加强，“双重外交”的意味更加浓厚，其路线便是对美强硬。
    可见，整个一战期间，大陆政策和门户开放政策之间的较量，日本借助一战的“天佑”仍然处于上风；美国则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牺牲中国一再迁就日本。但美国的东北亚争霸战略实际上对此是难以容忍的，所以随着一战结束，便展开了对日本的新一轮攻势。由此日美之间冲突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凡尔赛-华盛顿体制确立时期的倾轧。
    三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次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日美之间在凡尔赛宫展开了新一轮的明争暗斗。
    一战给日本在东北亚特别是中国地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打破了东北亚的均势，成为一时独霸中国的主角。另一方面，日本的侵略行径激起中朝民族解放运动的反抗，同时进一步引起列强的不满，特别是十月革命的爆发，使得从日英同盟转向倚重日俄协商路线的日本外交基础出现破绽。为了扩大和维持已获得的利益，进一步贯彻大陆政策，1918年9月刚刚成立的政友会原敬内阁便制定了对付战后新形势的外交方针。其要点就是“恢复对美协调以取代过去的对英协调；改革对华外交。”⑦ 可见，尽管在前两次的冲突、较量中日本一时得逞，但是从现在开始则必须更加重视这个对手，新内阁强调把对美协调作为日本外交的核心。
    一战给美国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成为战后世界第一经济强国。与经济实力增长同时膨胀起来的是美国攫取战后世界领导权的政治野心。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尽管被称为“世界和平的纲领”，但通过其内容，不难看出美国企图以其强大的经济优势，以商业、航海自由和国际性“门户开放”为旗号，在全世界扩张自己势力的野心。在东北亚地区，美国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日本这个宿敌，所以在随后的门户开放政策和大陆政策的较量中，美国显得比战前更为积极主动，相反日本则陷于被动局面。
    日本为确保一战中攫取的在华和亚洲的权益，对参加和会作了大量准备。1919年3月7日，四巨头会议无理地决定将赤道以北的德国太平洋岛屿委托日本管理。对于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日本亦是毫不松口，并扬言如果要求得不到满足，将拒绝加入国际联盟。中国代表曾对和会尤其是美国寄予了极高的期望，然而美国再一次出卖了中国。带有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总统，妄图凭借一战后的有利形势，将欧洲和远东太平洋霸权全部揽入怀中，建立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于是为了换取日本对国际联盟的支持，再次违反了自己屡屡标榜的公正与自觉原则，决定牺牲中国。4月30日，三巨头开会讨论山东问题，决定把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写入对德和约。至此，中国指望在和会上收回山东主权的幻想完全破灭。在美国的姑息下，日本竟然获得了战胜国中国的山东省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威尔逊牺牲中国主权与日本进行政治交易的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义愤，最终中国代表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威尔逊的国内政敌也对其进行猛烈攻击，在国会中没有批准国联盟约。提出建立国联的美国最终却不是它的成员国，凡尔赛会议上美国对日本做出了巨大让步，结果使自己在东北亚地区推行的门户开放政策再次败在了大陆政策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