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对刘的关心和爱护可以说无微不至。
    刘性耿直，少忍耐，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结怨甚多，李在暗中多方给予迴护。对刘动辄辞官，朝廷很是不快，李总是为之解释，确系有重病在身。尤为重要的是，设法使他获得醇亲王奕譞的好感。以至1890年奕譞在重病中还询问李鸿章：“省三近况若何？极望勿药。”〔10〕关切之情，溢于言表。面对人数众多的顽固势力和其他反对力量，得不到朝廷中有力人物的支持，必将一事无成。
    刘辞官后，一度意志消沉，放浪形骸，以醇酒妇人自娱。李知道后，给刘写信说，“似未宜尔”。切望刘“多读古人书，静思天下事”，“敛浮气而增定力”。“如公之才识声望，断非终老林阿者，及此闲暇陶融根器，后数十年之世界终赖扶持，幸勿放浪自废为祷。”〔11〕语重心长，其情殷殷。
    对刘铭传所创之铭字营，李鸿章知道这是铭传命脉所在，总是特别关照，即便刘离营回乡，也不让他人染指，总是要让刘的侄辈统管，为刘复出预留资本。
    支持是相互的，刘铭传称李鸿章为“贤帅”、“吾师”。每当有军情大事，只要是李鸿章出面相请，除甲午之役外，刘都能慨然出山。
    二
    在中法战争中，成功地守卫住台湾是刘铭传一生最重要功业之一。而刘铭传守卫台湾自始至终都得到李鸿章有力支持。
    1884年7月，刘铭传去台湾前， 在天津和李鸿章连日反复会商台防事宜，他们都把台防置于重要地位。李鸿章考虑台湾驻军主要是湘军，湘淮军历来不和睦，担心刘临难渡台，孤身无助，让刘铭传在驻直隶淮军中选派教陆操者、教炮队者、教火雷者134 人及旧部提督王贵扬等干部10人随同前往，同时拨给新式步枪3000支，炮30尊及水雷等，勉为目前应急〔12〕。
    刘到任后不到一个月，法军即以基隆为目标，发起一次又一次猛攻，不惜代价，志在必得。法军舰载大炮射程远，威力大，中国军队所拥有的武器无法与之抗衡，刘铭传审时度势，果断决定放弃基隆港，据山扼险，不让法军再前进一步。这对于保存实力、持久抗战，无疑是正确的。基隆港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不了解实情、不懂军事的朝士大哗，交章弹劾，甚而至于有人上疏攻击刘铭传自撤离基隆后，“神魂若失、举动言语骤失常态，竟似有心疾。”吓得连精神也失常了。湘军将领也纷纷指责刘铭传处置失当。左宗棠在奏折中指责刘“懦怯株守”，“坐守台北不图进取，皆机宜之坐失者也”〔13〕。刘铭传承受了巨大压力，李鸿章则为之辩解：“省三智勇迈伦，非畏葸者比。”〔14〕数月后，有情报说，法军将以更大规模进攻台北。李电告处境已十分艰难的刘：“公须相机进退，如（台）北不保，彰化、嘉义能扼要守，皆巡抚地也。”〔15〕即不要株守一城一地，务须保存有生力量，长期作战。由此更可以看出李鸿章和刘铭传军事思想的一致性。在一片攻击声中，得到李鸿章的谅解和支持，其鼓舞作用可想而知。
    中法战争时，台湾仍是福建省的一部分，其防务及后勤支持均应由闽浙总督负责；广东是闽浙以外最靠近台湾的省份。因此，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负责东南海防的左宗棠，闽浙总督杨昌浚“力筹”“援台各事”〔16〕。又令粤督张之洞不惜代价援台。实际上援台最不得力的数闽浙方面。至1885年元月，左宗棠等仍“未曾派兵来援”台湾，军饷亦迟迟不能汇至台湾。法海军封锁台湾，兵、饷难运送也是事实，但左宗棠、杨昌浚等未肯多方解救也是事实。台湾道刘璈更以左宗棠为靠山，处处和刘铭传意见相左，其所在台南库中有银数十万两，仅解送七万两给刘铭传，便不再接济台北。
    张之洞援台，军饷和武器不吝悭，但在人员方面则更多地考虑广东防务。当时，刘铭传旧部吴宏洛五营驻守广州。经中央政府同意，调吴宏洛部赴台。吴本人也坚决请求去台湾杀敌；李鸿章也数次请张之洞放吴。张之洞为加强广州守卫，始终不同意吴宏洛赴台。不得已，吴不辞而别，只身渡台。
    李鸿章负责北洋防务，既要防范法重演两次鸦片战争故伎，北犯津沽，又要防范蠢蠢欲动之日本乘火打劫，因此人力饷力都比较紧张。但他心系台湾，当听说台湾可能不保，刘铭传难能生还时，不禁为之“痛哭”〔17〕。为了守住台湾，他多次“选战将带精练淮勇”配给新式枪炮援台。又多方筹集军饷、武器等支持刘铭传。“唯台湾远隔重洋，其时法国兵舰已屯集闽海，封禁台北各口，一意围困，商轮不行，文极阻绝，华船被其焚毁，动杀者不一而足，军火饷需尤敌人所注意，而欲得甘心。”华轮既无法接近台湾，李鸿章便兼用“以夷攻夷”之法，高价雇外轮运送人员和物资。在李鸿章直接督促下，淮军负责转运援台部队和物资的官员，“往还重洋多至十次，出没惊涛骇浪之中，盘旋飞弹坠丸之下，不惜躯命，出死入生。”先后运送援台兵勇数千人，兵饷数以十万两计，以及大批武器、弹药、各种军用物资〔18〕。几近绝境的台湾军民看到援兵到来，“喜从天降。”1885年1月下旬， 在台湾最危急关头，聂士成率近400 名士卒乘英国“威利轮”深夜在台湾东海岸卑南登陆，天明，当地居民知道了，“咸呼天兵又至”，争相欢迎〔19〕。
    接济饷银的方法更是灵活，除了由运兵船携带一部分外，更多的是通过台湾和厦门商人交兑。如厦门富商叶文澜和台湾商人联系密切，相互极为信任。李鸿章便让人把饷银交给叶，叶设法通知台湾如数兑付。这种方法既隐蔽又保险。李鸿章还用同样方法，请英国在台商人兑付大量白银。〔20〕
    李鸿章还曾拟派海军增援台湾，由于北洋水师成军不久，没有具有海战经验的海军军官，便雇用德国海军军官式百龄为将，率超勇、扬威两舰和南洋水师五舰南下。式百龄指出，法国海军力量远在中国海军之上，中国增援海军应避实击虚，绕过台湾，拦截往来于西贡、香港、台湾之间的运输船，迫使法国海军分兵保护其补给线，减轻对台湾的压力。李鸿章同意这一方略。可惜未及实施，朝鲜发生了内乱，日本借机寻衅，援台之北洋水师改派赴朝鲜以遏止日本。
    李鸿章积极态度，对刘铭传守住台湾有重要意义。刘铭传致函叶文澜称：“幸省城并南北洋竭力顾救，始有再生之望。”〔21〕这里省城与南洋、北洋并提，实际上真正“竭力顾救”的是北洋，对省城即闽浙总督等，刘铭传颇有意见。
    李鸿章还反复催请粤督张之洞、江督曾国荃、闽督杨昌浚等援台，对整个援台工作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刘铭传抗法守台期间，和中央政府的联络都是通过李鸿章进行的。李鸿章总是及时上传下达，把台湾的军情、困难和要求及时报告给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的部署、命令尽快转告刘铭传，因此尽管有台湾海峡阻隔，通讯基本通畅，对于台湾保卫战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