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李鸿章和刘铭传的亲密关系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
    反对太平天国是他们建立友谊的起点。更重要的是他们有共同的新思想，都是近代改革家。近代改革家几乎都是从主张经世致用之学开始的。李青年时师从曾国藩，以“义理经世”。刘青少年时“喜读”医药、占候、堪舆、五行、兵家之书，“尤殚经世之务”〔22〕。
    他们几乎同时看到西方之长。1862年春，他们率淮军到上海，很快就发现洋枪洋炮施放之准，威力之猛，绝非中国武器可比。李鸿章号召诸将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不要错过机会，“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23〕积极响应号召、走在学习西方最前列的便是刘铭传。此后，二人均一发不可收，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全面学习西方。
    在1880年的铁路之争中，李刘观念一致，配合默契，充分显示了他们思想的一致性。首先是刘上了《筹造铁路折》，提出：练兵、制器等固为自强所必须，“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作用甚大且多，“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修造铁路需要巨款，中国财政却窘困异常，他提出可另辟筹款途径，“今欲乘时立办，莫如议借洋债。洋债以济国用，断断不可，若以为开利源，则款归有着，洋商乐于称贷，国家有所取偿，息可以轻，期可以缓；且彼国惯修铁路之匠，亦自愿效能于天朝，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24〕此折一上，反对者纷纷，引来一大批保守派的攻击。李鸿章审时度势，知道由于保守派太强大，修铁路之举暂难举行，但仍毫不迟疑地上折声援刘。他说，铁路是欧美各国富强之基础，“凡占夺邻疆，垦辟荒地，无不有铁路以导其先；迨户口多而贸易盛，又必修铁路以善其后”；“四五十年间，各国所以日臻富强而莫与敌者，以其有轮船以通海道，复有铁路以便陆行也。”他进一步阐述了刘铭传的铁路有诸多利益的思想，提出铁路有九利：一、有利于百货流通，于国计大有裨益。二、利于国防。如有铁路，“征调则旦夕可达，消息则呼吸相通，十八省之旅，一呼可集，一兵能抵十兵之用。”三、利于京师控制全国。铁路既开，万里之遥如在户庭，四方得拱卫之势，国家有磐石之安。四、便于赈灾。五、便于转运漕粮、军粮、军饷等。六、便于邮政。七、有利于矿务。八、轮船与火车优势互补，轮船运输因有火车而获得新的发展。九、便于行旅。李鸿章也主张借洋债修铁路，并提出有三点应予注意：一与外国贷款者“明立禁约，不得干预吾事”。一切修路事宜，“由我自主，借债之人毋得过问”。二、不准外方附股，防止铁路为彼占据。三，“议明借款与各海关无涉，”以日后铁路所收之利偿还本息，以免影响中国各项正常财政用度〔25〕。刘铭传首发其端，李鸿章思虑更为周全。
    1885年起，刘铭传抚台时所办新政和李鸿章在大陆所办新政类似，仅规模大小、涉及范围大小有所区别而已。
    不少人认为，在外交上李鸿章一般主和，刘铭传总是主战，是他们最重要的区别。事实是李并非只讲和不讲战，刘也并非只讲战不讲和。刘铭传的基本观点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之后，列强纷至沓来，“或占海疆，或吞藩属，无端欺藐，遇事生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临外侮，言和言，战意见不一。中国不应当简单言战或言和。“言战者当审兵将是否可战？器械是否可战？炮台是否可战？空谈无补，后祸无穷。”这是批评清流派等不顾中外力量对比，大言炎炎，一味主战。显然他是主和的。同时他告诫主和者：“当思伊犁和而兵费倍偿，天津和而义民受戮，台湾和而琉球坐失，越南和而藩服无存，剜肉补疮，欺陵胡底？”只知一个和字，于国家也不利。关键是要自强，以和平为手段，以变法图强为目的。“夫战不如人而欲图强，犹井中求火也；器不如人而不知变，犹当暑着貂也。今中国战不如人，器不如人矣，不思改图，后将奚立？”他提出，和约既定之后，“上下一心，始终不懈，卧薪尝胆，奋发图强。”具体讲就是：整顿防务，讲求武略，设局译印西书，培养人才尤为急务〔26〕。刘铭传的想法和李鸿章的“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忍小忿而图远略”的思想完全吻合。
    在中法战争中，刘铭传一方面坚定地领导台湾军民抗法，一方面希望早日言和。在战斗正酣之际，他曾给李鸿章电报说：“法以船十数只即牵制全局，中国各顾各防，置台岛于不问，即有兵来，亦难装运。将来大局愈坏，非到不能收拾之际，不知转圜。吾师尚须维持全局，早日设法挽回，或可转危为安。”他特别指出：“铭传为大局计，非仅为台计也。”还说：与主持中枢的醇亲王奕譞如议及和战大计，“不妨以铭传言告之。”〔27〕而李鸿章在主和时亦认真备战，使津防“较有把握”，即便法国海陆军联手来攻，也“可设法鏖战”，请朝廷“毋以法船至津挟和为虑。”〔28〕刘、李在和战问题上似乎自相矛盾。其实不然，作为政治家他们主和，争取和平环境以便中国变法求强；作为手握兵权的大员，他们力图提高中国军队的防卫能力，而在战争到来时，顽强抗击侵略者，不示敌以弱。正如李鸿章所说：“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速成而经久。”〔29〕
    李刘之间也有过激烈争执，但很快就和好如初。
    他们最不相同处当是人生价值取向不同。刘铭传名士味甚重，卓荦不羁，以“士为知己者死”为信条，朝廷和上司如对他信任，则能效命疆场；当道者如处置不公，他则速速求退，“不乐复为用”，高蹈远去，去过闲云野鹤的生活。在太平军、捻军被镇压下去后，他多次辞官回乡，在朝为官时间少，乡居时间多，只有在外敌压境时才肯出山。
    李鸿章正相反，拼命做官，不论何时何种情况下，从不言退。《马关条约》签订后，国人皆曰杀，朝廷也不用他，他仍不肯走，住在京城贤良寺中，等待机会。有人讥笑他“热中”做官，他也乐于承认，并为之解说：“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30〕可以说，李鸿章社会责任感更强。不过他没有这样要求刘铭传，每当刘退志坚决时，都同意他回去，只是要求他在国家危急时，必须响应征召。刘铭传对此亦无异议，并多次兑现了这一承诺。由是，李鸿章对刘铭传信任有加。
    刘铭传一生主要业绩是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而李鸿章正是在关键处给刘以巨大帮助，使其成为不朽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