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钱庄申汇网络
    19世纪末，钱庄因其对当地经济金融贸易情况以及商人信用度的熟悉，以灵活的方式进行埠际款项调拨，大量参与埠际间贸易货款的收解。上海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国内各埠转口贸易的枢纽。上海钱庄开出的汇票即申汇，流通甚广。各地钱庄都把申汇视为现金筹码。外地钱庄在资金多余时，即在当地申汇市场购入申汇，在资金紧缺时，则售出申汇以回笼资金。各地金融机构、商号只要握有申汇，即等于掌握现金。申汇流通于汉口、天津、青岛、重庆、南昌、宁波、杭州等重要城市，形成申汇买卖进出的市场交易，即申汇市场。钱庄将申汇作为调剂资金盈缺的重要手段，各地银根松紧开始通过申汇得以紧密联结和相互影响。申汇市场利用申汇进行埠际间的资金调拨和贸易款项交割，使上海成为埠际间贸易清算中心。
    天津作为华北重镇，伴随着货物流通和贸易昌盛，成为北方地区重要的债权债务结算中心。保定、大同、张家口、漯河等埠申汇皆以天津为转划。同时，北京、滕县、周口、安东、洛阳、营口等埠多与天津发生汇兑关系。另外，运城等山西境内商埠也以天津行市为转移标准。归绥、包头多汇兑京津票。④
    作为九省通衢的汉口，一方面受到上海金融市场的影响和制约，另一方面又凭借其较强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成为商品、物资和资金的集散地，影响着周边地区并成为内地的一大金融中心。汉口金融中心以银根松紧、洋厘大小和商贸繁盛情况，向所辐射和影响区域，调剂盈缺或运送现银，以资接济，加速汉口和经济腹地的资金调剂和周转。各地客商往以汉口为中心的经济辐射区收购或贩卖商品，所需款项由汉口调往周边各区域或者所辐射和影响区域的资金集中到汉口，再由汉口在上海、天津等大金融中心调度。与之相关的汇兑区域主要包括沙市、宜昌、南昌、贵阳、万县、九江、重庆、长沙等。宣统年间，随着川江轮运的开通，贸易扩大，汇划往来增多，重庆与省外口岸汇兑业务增多，其汇兑区域包括成都、潼川、万县、贵阳、宜昌等。
    浙江地理位置紧邻上海，经济金融联系也相对活跃。早在鸦片战争以前，浙江宁波、绍兴、杭州等城市有了钱业公所和钱业市场。清中叶前后，浙江和苏南各地钱业市场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金融市场圈。其中，上海、宁波、绍兴、杭州和苏州等5个城市逐步发展成为中心市场，附近城镇的钱业市场行市都以这5个城市为准。⑤苏州、杭州、宁波、镇江为主要的汇兑中心。其中，宜兴和常州以苏州汇兑行市为标准。1918年绍兴无规元行市，银洋进出上海须由杭庄代收申元或由宁波代收，即以杭州和宁波转划。⑥1930年，绍兴与上海汇兑有了直接行市。⑦温州除向上海汇兑外，还向宁波汇兑，即“钱业概向申甬等处纷纷装现”。⑧衢州申汇以杭州为转移。扬州、清江浦、潍安以镇江汇兑行市为标准，滕县也与镇江发生汇兑往来。
    厦门也是一个较大的汇兑中心，厦门的汇兑网包括：以厦门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的华侨汇款汇兑；与国内各大商埠之间的埠际汇兑；与港澳地区和上海之间的申、港汇兑三个网络。⑨厦门与上海、香港之间频繁往来的申汇、港汇，其出入的数量甚为惊人。与上海、天津、汉口等地金融市场不同，广州金融业务受香港的控制和影响较为明显，港穗的金融行市息息相关。广州、汕头、琼州等华南金融市场都受到香港的支配。此外，进入民国后，昆明省级汇兑以川、黔、汉、申等地较多。⑩西安、三原、济南、青岛、烟台、周村、吉林、长春、奉天、安东等地都以上海为中心，并与周边区域发生着债权债务结算关系，形成错综复杂的汇兑层级体系。
    此外，福州、周村、昆明、西安、三原、吉林、长春、奉天、安东、厦门、汕头又各自作为一个中心点，与上海有着直接的汇兑行市。至此，以上海为最大的汇兑中心，以天津、汉口、镇江、香港等地为次级汇兑中心，并以各个汇兑中心为焦点放射和回归，形成汇兑体系，如图1所示。
    

    图1各埠直接与间接汇兑网络
    资料来源：《记杭绍甬之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22期，1918年6月11日，第13页；《上海之国内汇兑》，《社会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第12、17页；《沙市通用货币及汇兑换算法》，《银行周报》第2卷第4期，1918年1月22日，第15页。
    说明：细线表示直接汇兑路线、粗线表示间接汇兑路径。两条加粗的线条表示1918—1930年直接、间接汇兑路径的变化。
    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钱业市场通过申汇的买卖和行市变化，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天津、汉口、重庆、镇江等为支点，连接重要商埠，覆盖全国的放射性市场网络和汇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