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促进资金周转、融通资金之功能。基于货物流通及贸易量增长而兴起的内汇业务，款项调拨为其主要功能之一。汇兑对资金的融通功能主要表现在押汇业务方面。供货商在发出货物后，可先向金融机关抵押货物提单、发票、保险单等票据，以求现金周转。押汇类似于国际汇兑的“购买委托书”，买卖双方不必互相认识、互相信任，仅凭国内押汇业务，贸易即成，便利了国内货物流转和交易。上海为全国金融中心，内地各埠都是其支流。资金伴随全国金融季节的流通，每年4—6月丝、茶、小麦上市，8—10月秋收上市，金钱照例从上海流出，流入各基层市场。农闲年关时节，日用品等货物由通商口岸经各商帮转运到基层市场，资金再次回流。上海对各地的汇兑行市变化，主要反映的是埠际之间的资金调拨。汇兑之供过于求时，则汇率低，求过于供时，则汇率高。各帮买卖申汇调动汇款，重庆帮计算贩运盈亏，都要把申汇的涨落估计在内。逾期买卖申汇以满足业务经营需要，便成为一种经常的资金融通活动。(29)
    其三，调剂余缺之功能。近代中国国内各地金融供求常呈现不均衡状态。若甲地资金过多，则筹码充斥而供过于求，乙地资金过少则筹码枯竭，出现求过于供。国内汇兑是调剂甲乙两地资金供需平衡的重要工具。两地资金余缺，主要表现为银根松紧和洋厘升降变化。银根松紧，可于银拆大小观察之。因为银拆反映的是市场的银款供需状况。如果天津的银根紧(即天津银拆市价小于上海)，会由上海调拨。相反，上海银根紧(上海银拆市价小于天津)，则由天津调款至上海。如果两地银根同时紧急，则由上海调款者比较多。即本埠银拆涨，则汇兑趋于顺汇。本地银拆跌，则汇兑趋于逆汇。故两地银根松紧，亦可发生汇兑之需给。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比价，即为洋厘。洋厘升降对埠际间的汇价有着间接的影响。上海与天津等各埠间因洋厘的高低升降而时常发生运现。若天津洋厘高于上海，则上海的钱庄、银行等运现至天津，以洋易银。若上海的洋厘高于天津，则由津运现到沪。如果外埠运洋至沪增多，则在沪出售易银。
    其四，伴随埠际贸易而产生的汇兑业务为商品的流通交易提供了便利。金融机构对埠际间资金的汇划和结算，使得洋货得以顺利流入内陆基层市场，而土产货物也可以集中于各个通商口岸。江浙丝茶棉花、汉口杂粮、东北大豆收获期，由上海输送大量现银到各地进行采购。而至年底，农事修毕，各地又纷纷采购年货，资金又从内陆基层市场流回上海。棉花、桐油、烟业等主要商品运销，皆借助于钱庄汇票、庄号汇票和庄客汇票对资金的流转。如邢台皮毛店商人到甘肃办货，无需携带现款，可通过兰州、西安、天津等地的金融机构进行多角汇兑。(30)
    最后，内汇的发展推动和促进国内金融市场的统一。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常伴随并依赖于资金的融通。金融是市场经济发展、商品货物流通网络中最敏感的部分。资金市场作为商品经济运行的血液，与商品贸易流通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只要有货物运输、商贸往来的商埠，即有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就需要有内汇网络的支持。钱庄的申汇网络和新式银行遍布全国的分支机构，结成一个以上海为依托，以天津、汉口、重庆等中心城市为结点，连接各自腹地和经济区域，形成覆盖全国的纵横交叉的资金融通网络。这个多层次、立体型的资金调拨网络，使国内贸易通货圈之间连环相扣，一定程度上体现地域间经济联系与金融流通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是近代金融市场圈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而金融流通网络和商品运输网络之间的比照分析，也是研究近代埠际经济和金融联系的一个重要视角。
    注释：
    ①相关文献主要有：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金融历史研究室编《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李一翔《论长江沿岸城市之间的金融联系》，《中国经济史研》2002年第1期，第36—47页；李一翔《1922—1931年重庆申汇市场的变动趋势》，张仲礼等主编《中国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经济》，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石涛《汇兑、结算与投机——近代申汇问题探索》，《社会科学辑刊》2008年第3期，第145—149页。
    ②沈时霖：《国内汇兑之手续问题》，《银行周报》第7卷第46期，1923年11月27日，第23页。
    ③李炳堂：《汉沪汇兑述要》，《银行杂志》第1卷第2期，1923年11月16日，第18页。
    ④《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1期，1918年1月2日，第6页。
    ⑤《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207页。
    ⑥《记杭绍甬之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22期，1918年6月11日，第13页。
    ⑦《上海之国内汇兑》，《社会月刊》第2卷第1期，1930年7月，第12页。
    ⑧《各埠金融及商况》，《银行周报》第2卷第16期，1918年4月30日，第7页。
    ⑨《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329页。
    ⑩《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255页。
    (11)《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38—40页。
    (12)董昕：《中国银行上海分行研究(1912—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13)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
    (14)《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660页。
    (15)《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32—134页。
    (16)交通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交通银行史料》第1卷，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559页。
    (17)中国银行总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1页。
    (18)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民国二十一年度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研究》，1933年版，第2页。
    (19)重庆金融编写组编：《重庆金融》，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第213页。
    (20)《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467、715页。
    (21)《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各年中国银行损益表”，第1851、1901、2208页。
    (22)《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463—464、468页。
    (23)《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123—127页。
    (24)李一翔：《传统与现代的柔性博弈——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银行与钱庄》，《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第76页。
    (25)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3篇“商埠及重要市镇”，第1章“太原(阳曲)”，1933年版，第39—41、43—44页。
    (26)杨天宏：《钱庄票号与银行并存的近代中国金融业——基于部分“自开商埠”所作分析》，《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第64页。
    (27)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4篇“都会商埠及重要城镇”，第1章“济南”，1934年版，第51页。
    (28)《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32页。
    (29)《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第185—186页。
    (30)曲殿元：《中国之国内汇兑》，《中国之金融与汇兑》，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版，第132—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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